第二部 无法直立

去年，在中央召开的重大腐败案件案情通报会上，中纪委的一位领导脱稿列举了几个发生在“大老虎”们身上触目惊心的违法违纪事例。其中一个案例引起我的注意：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为了谋私利，大肆卖官卖爵，收受巨额贿赂；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不顾“犯忌”，亲自插手到基层政府，干预土地划拨、矿产开发等特别具体的经营项目，为向他行贿的企业开路压阵。白恩培是一省“首长”，工作的确很忙，没有过多时间亲自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下属和老板们的“孝敬”，便安排其家属为他“分担”了这项“杂务”。白恩培的妻子利用直接收钱、牌桌变相收钱等手段，敞开口袋，若干年下来，白恩培自己都搞不清，家属为他“进账”过亿。

白恩培的故事具有高官失守党性的代表性，其纵容甚至暗示家人参与以权谋财，更是失却底线，把家人一起拖入犯罪的深渊。类似的情况在被查处的官员中，并不鲜见。白恩培被我列入本书的写作重点。可是，直到其他案例全部采访和材料消化完毕，进入这部书的正式写作，白恩培案尚未了结，上级纪委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安排我见到采访对象，与他做一次当面深谈。

但是，白恩培式的故事在我的书中不可或缺。

我正在犯愁，热心的上级纪委案件审理部门的一位领导，给我发来一份内部资料，向我推荐了一个案例。材料显示，某中等城市的市政协主席李立青（正厅级），在其担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和市委副书记的六年时间内，卖官卖爵，并为煤矿老板、开发商等大开方便暴富之门，伙同妻子、女婿等亲属，收受贿赂累计4600余万元之巨。可以说，李立青是白恩培的缩略版，连同家人一起违法，一起被抄窝。通过消化李立青案件的调查材料和与所在省纪委办案人员的电话沟通，我发现李立青的故事，除了犯罪手段与白恩培相似之外，还有白恩培未必有的“复杂”——李立青发迹和堕落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官场是他的生意场，他买官然后再卖官，卖官然后再买官，通过循环犯罪的手段，不断把自己的“官场产业”做大。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背后，还站着一个“兄弟”集团，把李立青当作一个项目来投资和运作，最后达到了操纵这个“项目”的目的。

在南方某省的一个美丽山区，已于201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李立青在此服刑。在一番联络和奔波后，我比较顺利地见到了这个长相颇有几分英俊的58岁男人。跟网络上发布的大量资料照片稍有区别的是，一身朴素的囚服取代了一身笔挺的西服，一头花白头发取代了以前的一头黑发。我忍耐不住好奇，见面就问了一个很私人化的问题:

“老李，你以前在位时的一头黑发是染过的吗？”

“不是。”他摇摇头，望着我，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我从来没有染过发，每次理发师都给我说，要想从我头上找几根白发，可不容易呢。”

“噢，是这样啊。”我说，“你看起来比资料照片老了不少。”

“啊，还好吧。”他说，“进来这几年，头发可能有些花了，但自我感觉身体还好吧，真的，真的，我现在也算是摆脱俗心，了断尘缘，反而放下了，轻松。”

他一连说了两个“真的”，好像担心我对他的话不相信。

1

一个人迫切地想把自己做大，往往是从中年危机中开始的，真的。我就从那个时候说起吧。

改变我命运的关键年份是1995年。我37岁，在市里的重点中学教书，是一名出色的教书匠。

之前，我在老家的小镇高中教政治。我带的班级，政治学科考试，连续几年，高考成绩全市前三名，创造了小镇教育的奇迹。这也引起了教育局的注意。我后来是通过选拔考试，被教育局用破格挖人才的方式“挖”进了市重点中学，成为全市中学政治学科的教学骨干的。当时在家乡引起轰动。我通过教学硬是挤进了全市最好的中学教书，没有开一点点后门，走一丝丝关系，我觉得做人做得很硬气，我有我的优势，这就是实力，我用不着求爷爷告奶奶的，低声下气过日子。真的，我年轻时，才大气盛，做人就是这么牛。

可是，现实远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光鲜，我从小镇到了中等城市，到了这所全市最好的学校后，混得并不如意。首先我觉得学校并没有能发挥我的特长。学校里管教学的副校长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表情刻薄的老女人，她也是教政治的，同行是冤家，她就是不想让我盖过她，所以连一个教学组长的小位置都霸着，宁可自己兼也不给我当。市里和全国各地邀请的政治教研活动，她基本上自己能去的就一定自己去，自己不能去的就把名额烂掉也不给我。我来这个学校的第二年，校长曾打算让我先当一个教务处副主任，把政治教学全面管起来。那女人听了，到校长办公室大吵大闹，坚决不同意。校长只好作罢。她为什么这么蛮横，校长为什么处处让着她？不是因为她本事大，也不是因为校长软，是因为她的丈夫是市公安局的领导，算个官太太啊。

最气人的是，我调到这里两年，连煤气包都不能解决。那个年代，煤气包的重要性仅次于房子，有了煤气包，才像真正的城里人，烧饭不用土灶，不用煤球炉甚至煤油炉了。我因此狼狈地吃了两年的大食堂。真的，每天吃饭的时候，是我最生气的时候，太窝囊。别的老师吃食堂，是为了调剂一下胃口。我呢，吃食堂就是个日常生活，就是个命。

我的爱人，她姓孙，我喊她孙兰，原先是我的同事，她仍然在老家我原先的学校教书，我们解决不了两地分居的问题。女儿眼看着就要小学毕业了，如果孙兰不能解决调动问题，女儿只能在老家小镇上上中学，那样的教学质量，很可能会耽误了孩子。每次我向校长提出来家庭生活方面的困难，校长都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肯明确表态帮个忙，只一个劲儿咂嘴，说自己官太小了，这件事最好能找到市里某一位领导，一张条子，哪怕一个电话，招呼一声，想调到哪里就调到哪里，不要说好中学，进教育局都有可能。可我到哪里找更大的领导？除了学生和同事，我还认识谁呢，找领导连门都摸不着。

我老家的亲戚和邻居，很快都知道我进了城，生活反而更糟糕了。说我是书生无能终究还是无能，鸡就是鸡，不是凤凰，再高的平台给鸡，鸡也就是趴窝，飞不起来。每次周末和寒暑假回到小镇上跟家人团聚，孙兰都会给我脸色。她无法理解，在课堂上谈笑风生、踌躇满志的我，为什么在全市中教界，业务名声震耳欲聋，却办不了针尖大的事。我起初也不明白。但我后来懂了。这个社会，有时候不逐利，致不了富；不富，攀不上贵；不攀权贵，呵呵，办不成事。光靠才华混世，徒有虚名，有些事情真的不一定能办成，古人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但是，懂这个道理又能怎么样呢？我有什么资本去逐利，有什么能耐凭空致富，有什么天梯攀权接贵呢？我一筹莫展，甚至都想过开倒车，重新回到小镇上去教书，反而清静。可想到自己如果这样自暴自弃，不单这一代没有前途，下一代说不定也要受穷，一辈子憋在那小地方，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无形大山堵路，怎么出去啊？世世代代当愚公的可能性都有，唉。

我一度心急如焚，真的，心急如焚，一点不夸张。我那个时候是出现过白头发的，不像现在这么多，毕竟年轻啊。可后来人生转机后我的白头发又没有了。人的头发，就是心情的晴雨表，至少在我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真的，特准。

1995年我37岁，人生最危机的时刻，转机也来了。那一年市里拿出十几个部门副职的位子，进行公推公选。我想，不就是考试吗，无论是面试还是笔试，我能写能说，我干得过那些机关油子。正好有个教育局副局长的职位，很适合我啊。我决定拼一次。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笔试成绩出来后，我在教育局副局长岗位入围的三个人中排第一，稳操胜券。面试的时候，我用一刻钟的时间，提纲挈领地提出了一整套对全市基础教育进行改革的方案。说实话，那是我多年教学实践和教育思考的实料，这次终于派上用场了。

面试回来等结果的时候，副校长，那个刻薄女人对我说，李老师，你应该去跑一跑，坐着等，馅饼不会掉到头上。哼哼，我当时很讨厌她这一套，没安好心。再说，你不是屁话吗，如果组织上要搞这一套，这些岗位就不用拿出来这样折腾啊。那人给了我一个假惺惺的笑，其实我能感觉到她的鄙夷不屑。她说，面试也不全是口才这回事啊，人家也要观察品德，了解能力之类的。女人说话真损啊，是吧。如果你落选，就是你能力不行甚至品德不行啊，要不怎么笔试第一，面试后就淘汰了呢。结果公布出来，我果然落选了。这两年我细想，虽然那个女人讲什么面试就能考出人品道德，纯属滑稽，但她瞎猫碰着死老鼠，我今天的下场，某种程度上不印证了她的刻薄话吗。不说了，不说这个了，添堵。

入选教育局副局长的美梦破灭了。我陷入更被动的窘境。干部没当成，惹得一身臊，人们说，鸡就是鸡的命，给你天空你还是不会飞。我都要爆炸了，真的。可是，几天后，市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突然找我，说聊聊。我到他的办公室，他先夸了一通我这次积极响应市委号召，踊跃参加公推公选，精神可嘉，什么的。又夸我有才华，有胆识，说公推这个舞台，结果不重要，登台展示自己才重要。你看，咱们不就注意到你了吗。落选不要紧，还有其他机会。接着，话锋一转，对我说：

“市府办秘书处需要一位搞材料的，你愿意不愿意过来？不过，无法解决你竞聘岗位的那种副处级待遇，只能解决秘书处的副职，也就是副科，你是否愿意考虑一下？”

我想都没想，就回答副秘书长：“什么级别都没有，我也来。只要我的这点才华，有用。”

副秘书长拍拍我的肩，说：“很好，我马上打电话给组织部和教育局，协调一下，正式调用你。”

37岁，我从中年危机中突然颠簸了出来，被命运的风浪冲到了岸上。真的是另外一个岸上。

2

我们都是吃社会饭长大的，对吧。社会两个字有时候就是势利的代名词。真的，就是这样的，这些年我看透了，早看透了。

我从一个业务顶尖的名教师，变成一个为领导写讲话稿的御用公务员，在人们的眼里，我“发达”了。在我调动期间，副校长，那个刻薄女人，突然变得一点也不刻薄了，写在脸上的全是友善。校长特意安排了一桌饭，隆重欢送我，说了一大堆留恋友谊、惋惜才华、衷心祝福的话。我回到老家小镇，镇里的干部甚至一些老邻居，都跑过来看我，要请我吃饭，为我祝贺。我原来教书的镇中学校长，通过我爱人孙兰，请我回学校“再讲一课”，跟孩子们分享一下“成功人生”。多么滑稽啊。应该说，我当时是看得透也看不惯这些东西的。但是，我好像很享受这个。请吃的饭我都吃了，所谓的“成功人生”课，我也去讲了。我觉得这是我该得的。我熬过来了。

我的人生轨迹证明了，我其实就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我骨子里向往功利，在中年的困境面前，我一筹莫展，既不调节自己的内心平衡，也不积极地用正道去克服困难，而是一直在自怨自艾，一直在等功利的馅饼。我也是个势利鬼，真的，就这么回事。可是，您说，混世的人，有几个不势利呢，清高确实要不到煤气包，有时只能当个受气包吧。

凭良心讲，不能鄙薄我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秘书处副处长馅饼，真的。应该说，那几年，我的才华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市里基础教育改革“九五”落实、“十五”规划，就是我带头起草出来的，在市政府会议和市委常委会上都是一稿通过。调我过来的副秘书长跟我说，他在市政府工作了二十几年，这么重要的文件一次性通过的极少。他很庆幸自己看准了人。我也不辜负他的期望，没辜负组织的厚爱，几年里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吃的盒饭可以堆一座小山了。我有胃痉挛的毛病，就是那时候搞出来的。真的，不容易啊。回想那段时光，背脊上吱吱冒凉气啊，太辛苦了。但是，这种苦，值得去吃。市政府的领导很关心下属，市长是一位很厚道的长者，几乎每天下班的时候，他都要从我们秘书处的办公室绕个道，说小李啊，赶紧下班回家，别怠慢了老婆孩子；小李啊，有什么困难跟秘书长说，他解决不了的我来解决，我解决不了的组织出面解决；小李啊，你要多吃点好的啊，别年纪轻轻把身体搞垮，听说胃不好？我告诉你啊，胃是有性格的，有的暖性，有的火大，有的大凉，要不怎么说有寒性胃、暖性胃呢，要相信中医啊，你摸清它的脾气，顺着它来，它就温和了，痉挛，那就是胃发脾气呗。老市长工作比我们更忙，可他对下属的特长、困难、需求都了如指掌。那样的老干部，后来还真不多，真可惜，退休没几年生病去世了。他就是被工作累坏的。说实话，我们吃苦也就那几年，可老市长一直那样，过来几十年，一台机器持续高速运转，很少休息和保养，一旦一天突然停下来，马上就散架了。真的，许多工作狂就是这样的，哎呀悲剧，落到现在，还没人理解。现在老百姓都不相信，很多干部是赤诚的工作狂啊。这样的人，哪个单位、哪个地方都有。老市长去世，我和同事们都哭了，特别伤心。可我的眼泪，那时就唤醒了一份私念，觉得不能这样干，为工作拼命，理所当然；但得保养自己，得犒劳自己。

这也许为自己埋下了思想的祸根。是吧？嗯，应该是的。那时没意识到，现在意识到了。

那几年，嗯，大概三年多吧，卖命工作，甘心情愿，还是有动力的。煤气包在我进市府工作的第二个月就解决了，当年年底也分到一套小公寓，老婆调到了市里的一所中专学校工作，解决了两地分居。女儿上了市里的实验初中。再也没有人背后嚼舌根，说我，说我是不会飞的鸡了。我老婆有一天回来跟我讲，她学校的同事得知我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问能不能看得到市长。孙兰告诉她，每天都见到市长。那位又问，吃饭，上厕所都能见到吗？孙兰说，那当然了，市长不就是普通人吗，别人要做的事，哈，人要做的事，他都得做啊，总不能不吃不喝不拉呀。她的同事就羡慕地说，我们天天在电视上见市长，你们那位天天见真人哪。你老公天天见市长，你天天见你老公，我天天见你，人的富贵气息是可以传染的，得多跟你在一起。孙兰特别得意。我听了，虽说嘴上批评她荒诞不经，但心里，哼哼，受用。真的，得意扬扬。

四年后，我40刚出头，当上了秘书处处长。不算年轻，也不算很老。但我那个时候，已经让抱负坐上了快车，咣当咣当地往上冲开了。真的，不顾一切地冲，我觉得我有点被耽误了，有点憋屈了。得提个速了吧。

3

我这处长一当就是三四年，不管我内心多么焦急，就是没有任何要被提拔的迹象。

不久，我的机会又出现了。2003年，市里再次拿出一些直属单位副职，进行公推公选。我毅然报名，这次报的是体育局的副局长。离上次参加公选一晃8年过去了，这8年我这段弯路，走得何其辛苦。这一次，我感觉自己毕竟在政府干了这么多年，对宏观管理相当熟悉，市里的人头也熟悉，应该不会出差错了吧。

可是，这种事，谁知道呢？官场深如海，变幻莫测啊。

报名的第二天，我正上班，老婆忽然打电话给我，希望晚上跟我一起吃饭，说一个昆明的朋友请客。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老婆很少在上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也没有听说过在昆明有什么朋友。孙兰说，你别管那么多了，反正不是坏事。在搁下电话前，她还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为你吃的饭，来了你就知道了。

我命运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在这次饭局中出现了。

他姓许，是一个矮个头、圆圆脸的男人，年龄跟我相仿。这人性格开朗，能说会道，一见面他介绍自己，叫“许博士”。我问他是哪个学校的博士，他哈哈大笑，说最多是孙兰嫂子那个中专学校的博士。原来“许博士”是他的外号，他喜欢穿一个叫“BOSS”牌子的衣服，一年四季，衣服上全是这个商标，朋友们就直接喊他“许BOSS，许博士”了。其实如他自己所说，就是个“中专博士”——他是孙兰教书的那所中专学校的“杰出校友”，在本地和昆明等多个城市有企业，公司的总部在昆明。

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李处长您很有文化，是知识型干部，若是在学校继续从事教学工作，早就是特级教师了。大家公认的，您能力强，水平高，市里的许多重大文稿，听说都是您牵头搞的，重要部分，都是您亲自动笔起草，哎呀，这么多年了，早就应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了。我也听说，您还特别廉洁，嫂子和孩子跟着您吃了很多苦，至今还住在当初市里分给您的公寓小套里，对不？

我说是的。这一点我很自豪。

这个回答，晚上回来后，孙兰狠狠嘲笑了我一通，说人家都在买房，买商品房，谁还住那丁点儿大的政府福利房啊，你那不是廉洁，你是无法不廉洁啊。

那天晚上，孙兰介绍这位校友给我的真正意图，是要让他帮我“运作运作”。她觉得我太迂腐了，要是早点“运作”，8年前就应该是副局长了，考得再好，不一定被重用。这跟古代科举不一样，科举是一张卷子说了算，这个的关键是后面的“面试”，里面的水就深了。

许博士说他在昆明认识一位重要人物的太太，经常陪着那位太太打牌。那位重要人物对太太很好，到中央开会，太太总是跟到北京玩。重要人物开他的会，许博士他们几个密友，白天就陪着太太逛街，晚上在宾馆陪她搓麻。那位太太搓麻的瘾特大，水平特高，大多数时候都能赢，呵呵，你不服不行啊，没有点实力，你想常陪那位太太，门儿都没有。可他许博士，都是贵太太每次点将跟着的！可见水平和实力，不是虚晃的，这个，你懂的。许博士承诺，会尽快回昆明找那位贵太太，陪她“狠狠打一次麻将”，把我的事跟她讲一下，就说我们是亲戚，让她关心一下，给市里的主要领导推荐一下，确保这次考试顺利过关。

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可心里还是很不安。晚上回来我跟孙兰说，我们没有什么存款，人家陪打麻将是要花大钱的。这个人情欠下来，怎么还啊！孙兰笑着说，你真是越混越呆了，人家找上门来，这不明摆着培养你，看好你，你有了大好前途，还怕没有机会报答他呀。

我至今不知道许博士在昆明到底有没有“下药”，下了多少“猛药”。

据孙兰回来透风，许博士连续陪贵太太打了两个晚上的麻将。第一个晚上输掉了十几万，贵太太突然说肚子饿了，就不打了，出去吃夜宵，没有捞到机会说这事。第二天他们继续打，许博士又输掉了三十几万，太太很高兴，打完麻将又出去泡脚。许博士看她兴致高，就跟她说了自己“亲戚”参加公选考试的事。太太立即表态，一定关心。

我无法不相信孙兰的话，真的，怎能不相信呢？反正后来我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当然笔试我知道自己完全没有问题，但大有弹性的面试和后来的考察，我都顺利通过，总不是鬼使神助的吧。最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市委没有把我录在体育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而是让我直接到组织部报到，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同是副职，可组织部副部长的分量之重，是体育局副局长望尘莫及的啊。这份意外让我惊喜万分。从此，我对许博士感恩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