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奥德赛

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众神的死亡野花一片。

野花从枯骨中拔地而起，

碎裂的土壤变成绿草如茵。

我们生而幸福。山花烂漫。

我们坐在眼泪干涸、鲜花遍野的草原上，

大声念着诗人的诗。

眼睛在绿草下长眠，

诗里有原野，有飞鸟，

有不顾一切的远方。

远方，就是到不了的地方。

幻想坐在工厂传送带上，

数着与现实一寸一寸减少的距离，

远方是我们共同想去的地方。

二〇〇六年，我们坐在小酒馆里

喝酒，聊天，做梦，

准备一场无与伦比的演唱会。

阿铮第一次想要去远方，

很远很远的远方。

沉寂多年的城市开始建设，

金融试点。新经济中心。

空中客车从空中降落，

在此舒展它巨型的翅膀。

我们快要从大学毕业，

招聘、求职、市场信息，

像风中卷起的翩翩落叶，

飞飞扬扬，密集得遮挡视线。

学生赶集般心中不安，

抓紧机会去开发区追寻，

在大船即将起航的片刻，

搭上第一条木头的舢板。

尘土中，城市与旧日告别。

老街一条一条整饬，

门面一间一间消失。

我们习惯相聚的小酒馆，

在矮房拥挤的小巷子，

门口排满摆摊卖菜的小贩，

豆包的热气合着炊烟，

在街坊邻居的唇齿间蒸腾，

卖报纸的推着三轮车，

用菜篮子挂出头版头条，

素丸子的香气在风里飘散，

寂寞的老头看着报纸，

有一搭没一搭地卖着豆腐。

小酒馆隐身其间，

如大隐隐于市井。

一箱啤酒、花生米和牛肉，

是旧日全部的欢乐时光。

所有这些都即将不在，

越来越少，一年比一年少，

工地和宏伟的大街，

像军队占据了荒野，

街上没了菜叶，喝酒没了遮挡。

我们坐过一家，就在身后闭门。

在这最后的晚上，

有阿铮、我、狐狸、燕子，

还有年长一辈、说话机灵的乔叔。

风趣的狐狸和我们一起长大，

高中毕业就不在学校念书，

卖手机、卖电视、卖音响，

越长越像油滑的乔叔。

他讲着他走私的惊险，

乔叔哈哈笑着，不以为然。

大家喝着，聊着，神情激昂。

我们想办一次演唱会，

一次了不起的演唱会，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把地下室里的汗水都喊出来，

把袍子扔了，把房顶掀翻。

阿铮寡言，单纯又直接，

他喜欢弹琴，日夜拨弄，

一个人坐在旧木板地上，

像阿波罗抱竖琴坐在林中。

梦想看似难，却也不难，

前无古人并不算太难，

招聘会、宣讲会占满礼堂，

校园许久没有用声音抵抗。

后无来者阿铮不在乎，

能成为顶点固然虚荣，

但若真的后无来者，

他只会倍加伤感叹息。

他说八十年代的诗歌就这样消逝，

像光亮划破夜空与草原，

点燃大雨，烧毁星星，

但后无来者，只剩下真空。

计划像地图一般周全，

酒过三巡，景物开始悠荡，

话语如晚霞染红了脸颊，

昏黄的灯泡、油烟呛满墙。

乔叔忽然转向阿铮，

搓着花生米，低声开口：

“你回去和你爸再说一说，

让他再好好考虑考虑。”

阿铮像没有听见，并不回答，

闷头喝下一杯烈酒。

“你爸这人我最知道，”乔叔说，

“他嫌做卫生失身份，

不愿意给领导点头哈腰，

可这年头谁还有身份？

不就是为了让晚年有个着落？

你说他现在要啥没啥，

卖的瓷砖，什么出路都没有。

买得起房子的那些人，

有谁还会买杂牌的瓷砖？”

乔叔和阿铮爸爸陈叔是老相识，

自小认识，有几十年交情。

乔叔比陈叔头脑灵活，

就像身体光滑、迁徙的鳗鱼，

在不同风向的季节，

顺不同流向的海潮。

下乡知青没能回城，

就四处闯荡自我谋生，

当过司机，也修过马路，

九十年代南下下海经商，

倒珠宝、开网吧、卖汽车，

做留学中介，卖人到海外。

“你爸什么事都磨不开面子，”

他说，“当初拉他去温州做生意，

就想让他感觉感觉那股钻劲儿，

他倒好，尽缩着脖子，

往哪儿一坐就不起来了。

要说人家温州人是真能耐，

那拉萨卖的藏刀都是温州生产，

我去过传说中的洛杉矶，

呼啦啦的温州小商品，

跟咱家楼底下的自由市场一样。

温州人成了风气，不像咱们，

虚名太多，冲劲太少，

只剩下老婆孩子与热乎的炕头。”

乔叔的话说得直率泼辣，

像桌上白菜盘里的芥末。

阿铮醉了，一句也不答。

喝得很多，一杯接一杯。

“乔叔，”阿铮忽然沉声问道，

“现在出国都有哪些办法？”

乔叔很惊喜：“你想出国吗？”

阿铮反问：“我能吗？”

“怎么不能？”乔叔笑道，

“比你笨一百倍的我都送出过。

出去好啊，出去挣大钱，

好过在这儿整天受穷气，

没病没灾的，看新闻都得气死。

你想去哪儿？考托福了吗？

我保证给你联系个名校。”

“我不要名校，”阿铮摇头说，

“能出去就行，英国最好。”

“这个好说。英国好说。”

乔叔豪气干云地拍着胸脯，

老江湖一般的熟练派头。

这许久我一直没有插嘴，

瞪眼睛诧异地看着阿铮，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想出国，

他从来没有对谁说过，

也一直没有见他准备。

此时此刻问得平平静静，

像已在心里考虑了很久，

他低头喝酒不显得激动，

额前的头发遮住眼睛，

酒气与汗水融合，

在人声鼎沸中寂静。

半夜从酒馆出来，

街上的夜风像凛冽的寒刺，

酒醒一哆嗦，

纸糊的灯笼在夜里轻摇。城市的街巷有一种躁动的颓然。

冷风凛冽，市政交接。

巨型火车站迎风建造。

人来人往，穿梭在工地般的临时站。

鲜花悄悄出现在河畔的路灯下，

刨冰摊消失在街角。

耸入云的玻璃切割马路，

光滑的边缘清冷尖锐。

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

人在短暂的片刻贴近北美小镇。

地产的广告画着彩虹，

比天空还高。

这一年，悄悄发生了很多事情。

各种我知道的事情，

和各种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知道那些看得见的，

不知道那些看不见的。

我知道新的商场开了，

不知道林姨的爆米花摊被取缔查抄了。

喧嚣在身侧蔓延，

让人失去立足之处。

急水露不出礁石，

站直比跌倒艰难。

没有几个人享受，

但所谓喧嚣，

就是每个人都以为其他人在享受。

我忽然明白阿铮为什么想离开，

就像明白雕塑为什么与飞鸟交谈。

街边的变化是潜入骨髓的威胁。

上班，下班，堵车，计算。

从此不能再唱歌。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阿铮微微笑笑：“如果我说

我是临时决定，你信吗？”

我想了想回答：“我信。”

“那么，我就是临时决定的。”

“一定要走吗？”

“如果英雄在外面，我怎么能在家里。”

我们坐在街边，一人捧一个煎饼。

热气腾腾挡住我们的表情。

对面是新建的玻璃高楼，

行人光鲜亮丽，步履匆匆。

高楼的墙壁映出我们的倒影，

汽车呼啸，将我们与影子隔离。

堵车的时候，

看不见自己。

这样的风景，阿铮不喜欢。

阿铮的出国和演唱会一起筹备，

他想借读书出去，

找个英国的乐队加入，

把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

乔叔笑着说不难不难，

每年有好多淘金的人找借口出去，

广东人、福建人和温州人，

在纽约华人餐馆八个人一间，

挤得像羊群，却意气风发。

乔叔说着那些海外的漂泊，

远方的不安有种迷人的气质。

这是这一年我知道的事情，

而我不知道的有很多很多。

阿铮的爸妈在闹离婚。

他没将这信息透露，

也许他自己也不曾知道。

他和他的妈妈关系紧张，

回家很少相互谈心，

像琴弦的旋钮调至最紧，

像浓云与闪电包围与挣脱。

林姨常催他好好学习，

报考研班，报英语班，

不许他玩，不许他弹琴。

阿铮故意与她作对，

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她越殷切地替他考虑前途，

他越执著地弹琴沉入自我。

阿铮不知道，

就在这一年，林姨再次失业，

她和陈叔二十几年的婚姻，

也几乎走到了路的尽头。

“你到底去不去老乔说的机关？”

陈叔不回家，林姨跑到他的小屋。

“不去。你知道我不去。”

“你又喝酒了是不是？”

陈叔不言。眼睛看向窗户。

林姨心急，声音也提高了：

“做卫生如何是见不得人的活儿？

事到如今，谁还摆什么架子？

你这些年有没有拿回什么钱？

儿子就要毕业，前途未卜，

没有工作，房子也无下落。

房价又涨了，明年还得涨，

还怎么能让儿子结婚安家？”

陈叔眼神有点悲凉，却没说话，

转身从架子上又拿下一瓶酒。

林姨心里亦很悲凉。

她不愿对男人苦苦相逼，

也想做位贤妻良母，

可努力多年，终于没能做到。

他家的房子仍是租的，

再不买，就连一半都没法买。

半个世纪付出的辛苦生命，

眼看着就要两手空空。

“你再这么喝下去，咱们就离。”

林姨狠狠心，下定决心。

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阿铮要到对岸去，

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

他的影子在岸边，

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

诗在远方，远方在召唤。

岸边是我们最后挣扎，

潮水呼啸将天空吞没。

我们在潮水里看到自己，

像哲人般叹息，机器人般行走。

岸边的泥土在水流中松垮，

风速湍急，双手伸出，抓不住野草。

我们出生的时候，众神已死，

草原盖满鲜花，交战已结束，

天空不再有金色战车，

叛逆的天使已变成魔鬼，

永世不得回到天堂。

一九九八年，我们开始读诗，

买打口CD和破损的磁带，

和世界上的反叛者惺惺相惜。

阿铮在中午省下饭钱，

穿过破旧的铁门进入小店，

擦去脸上发亮的汗水，

黑色塑料袋被尖角划破。

他抱着碟片，不吃东西，

一个又一个中午，迷恋速度。

在昏沉中点燃银色的琴弦，

尖锐的黑色闪着死的金光。

一九九八年，就是这一年，

阿铮和林姨结下了怨意。

他在学校打架，被请了家长，

回家之后大吵一架，

林姨摔坏了他第一把吉他。

这一年，已经这么久远。

课间的走廊热闹喧哗，

长长的玻璃窗看得到操场，

窗前堆满咯咯笑闹的学生。

男孩的厮打像投进沙堆的炸弹，

掀起的烟尘晃了所有目光，

两个人四周空荡出陨石坑般的大圈。

阿铮不说话，只是闭着嘴咬牙，

击打、扭动、纠缠、压制，

将对手摔倒，压在身下，

侧身用胳膊顶住他的脑袋，

死死地盯着他的侧脸，

盯得自己的眼里闪烁泪光。

他把对手甩在地上，起身，进屋，

然后被校长叫到办公室。

他被迫道歉，但拒绝和解，

只因那男生说他爸爸懦弱。

那一年，我们看到了林姨。

她穿丝麻连衣裙，身形曼妙，

慢慢地走过漫漫的楼道，

她是那么优美漂亮，

女生都趴在窗口看她经过。

一九九八年，我知道这些事。

而我不知道另一些，

就在阿铮打架的前夕，

林姨从国营大厂下岗回家。

林姨的学业停止到中学，

因出身不太坏，进入工厂，

“文革”结束时，她放弃考学，

朋友进大学，她没有在意，

她认定国营大厂的好处，

就像认定自己爱人的好处。

她穿着高跟鞋站得挺直，

不拿厂里的小玩意回家，

就像卖爆米花时总加最好的糖，

她认为正直的坚持会有报偿。

在阿铮打架前的一个周末，

她也和自己的工厂吵了一架。

国营工厂被外国资本收购，

摇身一变成为合资的名牌，

留下年轻力壮的少年，

遣散体弱力差的老人，

交一辈子青春与家庭，

得一次性分手的费用。

林姨替老人争取，火辣十足，

争到每月的补贴，但代价显著。

林姨原本不在下岗的名单，

这下名单的末尾又多出一人。

她知道了这个消息，

就知道了未来的麻烦。

心神不宁地从厂里走出，

在菜市场遇到儿时的同学，

远不如她漂亮，远不如她聪明，

如今是经理夫人，体态发福，

见到林姨就热情地招呼，

手上的金戒指一闪一闪。

同学也从工厂下岗，失业在家，

但丈夫是大学生，做出口贸易，

人在钱里变得有点花心，

但家境变好，她依然满意。

她问长问短，满面笑容，

话说得豪爽：“有事别客气。

我家老王虽不是什么大官，

但安排个工作还不算太难。”

林姨苦笑一下，岔开话题。

她信同学的热情，但受不得怜悯。

从学校回家，她摔了阿铮的琴，

在不情愿中下了狠狠的心。

那是把蓝色琴箱、可以插电、

花了他三个月生活费的琴，

琴颈断了，脆生生露出骨头，

没有疑问，没有修复的可能。

“考大学。”林姨用眼神对他说。

“不考。”阿铮用眼神回敬道。

我不知道的事情总是有很多很多，

即使每一天的生活都连贯完整，

生活的背后还是有很多很多。

一九九八年，我不知道，

在我们看不见的办公室的门板后面，

林姨态度柔顺，

却替阿铮辩护。

在挤满打工者的北上的火车上，

陈叔从温州回来，

本钱都蚀了进去。

金钱蔓延的时代，

没有理想的格局。

我们的演唱会在筹备中，

与各种各样的杂事妥协。

与赞助商签订合同，

答应在舞台上，请公司说话，

谈判的是年纪相仿的男孩，

工作没多久，性格欢愉。

他常常加班，挣钱很少，

一个人租房子，周末逛楼盘。

他的生活很好，正常充实，

没什么奇特，朝九晚五，

在当时的我们看来不能接受，

因不能在世俗之中看到超脱。

阿铮和乐队在偏僻的市郊，

找一间宽大的地下室排练，

声音效果良好，设备齐全，

只是每次排练就汗水全身，

T恤矿泉水扔得乱七八糟，

饿了爬上街头买一把肉串。

我有时去看看他们，

有时在各处跑，办各种手续。

阿铮的留学静悄悄进行，

他不求奖学金，也不求名校，

乔叔经验丰富，驾轻就熟，

每年像炸薯条一样送出一筐筐学生。

申请在春季截止前顺利寄出，

一切都在隐瞒中悄然行进。

“你不打算告家里？”

我还是担心，忍不住问他。

他抬头喝水，咕咚咚半瓶下肚。

清亮透明的水注入心里。

“你知道我不能说，我妈会阻止。

我会留信好好解释。”

“那你爸呢？他不是不管你吗？”

“我爸？”他低了低头，

“毕竟是两代人，他也老了。”

阿铮说陈叔老了，

说得很有些难受。

阿铮的眉眼有棱有角，

个子又高，不说话就显眼。

他从不在舞台上手舞足蹈，

只是喜欢速度，六条弦震颤，

仿佛欲望、恐惧和羞耻在抖，

只有在这时，他才觉得鲜活。

他喜欢哥特金属黑暗到苍穹的辽阔，

就像商业浪潮之前那代人诗意的呐喊。

他想要找到远方的诗，

远方的音乐，远方的自己。

他心疼爸爸的颓然，

但那是他心里的隐痛。

我原本一直在暗中希望

陈叔的颓然只是振作前的蛰伏，

直到有一天替阿铮办事，

在对外文化处外无意中见到，

陈叔向一个男人低声下气请求，

才在心里长叹口气，

转开头避开迅速离去。

一九九二年，我们上小学二年级。

区里的体校选苗子进入区足球队。

阿铮从小跑得快，身体好，

一直喜欢踢球，还没上小学，

就在门口土场上没日没夜奔跑，

这次被体校教练一眼看上，

不想放弃机会，想改练体育。

林姨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

而幼小的阿铮已有争取的意识，

他赌气很久，甚至放学不归，

林姨却坚持到最后没有松口。

这是许多年中第一次结怨，

比一九九八年摔琴更早更深，

阿铮到现在都不明白理由，

后来的阿铮拼命要自由，

皈依到一切体育，

篮球、足球、器械、短跑。

他疯狂爱上尘土的操场，

直到学会拨六根琴弦。

女孩都喜欢看他踢球，

让我也有种跟随的骄傲。

这是我在校园里知道的一切，

而我不知道，一九九二年，

陈叔从乡镇企业回来，心灰意冷。

在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年，

具体是哪一年，我说不清楚，

陈叔去了一个并不出名的小小乡镇，

叫金山银山或者铜山铁山，

踩上乡镇企业神话消逝的末尾，

生产小食品，销往全国。

他穿上了新毛衣，生意红火，

像年轻时的梦想一般顺畅，一般短暂。

好景不长，神话很快消逝，

小企业倒闭，城市开始骄傲，

陈叔的厂子支撑了一年，

一无所获，回到城里，

正如他当初空手上路，

就像他六年后从温州回来。

他上路时只有独自一人，

带着地图、大饼和两瓶清水，

在扬着灰尘的路上坐破旧中巴，

从透风的窗户看遥远的未来。

他回家时成了被潮水带走的鱼，

潮水褪去，被甩上沙滩。

鱼在沙滩大口喘气，

失去人脉再难自由呼吸。

林姨从那天就已知道，

什么样的潮水都只是诱惑。

十年之间，在被遗忘的土地上，

岁月，和舞台上的铃铛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