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五章 天启二年

第一百三十五章 天启二年

乌飞兔走，岁月如梭。

也许是须臾间，也许是度日如年。

皇帝在历史大车轮滚滚向前的大背景下，苦苦维系着破败的大明局势来到了天启二年。

大明天启二年的开局，似乎要比天启元年的时候情况更糟！

皇帝在亲政的头一年里，便丢掉了整个辽东，数百万民众，更是折损了数万精锐，令十多万官兵溃不成军。

前线的明军自打萨尔浒开始便不断地呈现出溃败的迹象，沈阳、辽阳、广宁！

放眼冬顾，明军丢失了一座有一座城池，竖起了一片有一片的坟冢。

从万历四十七年开始，再同后金的战争中，明军似乎就没有胜利过。这令至少关外的全部明军都丧失了同后金兵马一较高下的勇气。

“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这是最近弥漫在锦州、宁远防线间，明军兵将对待这场战争给出的悲观答复。

“一支被打断脊梁骨的军队，还奢谈什么讨虏灭贼，收复失地？”紫禁城内，传出皇帝幽幽的长叹。

皇帝在亲政的头一年里，便把帝国拖入到了两线作战的泥潭中——西南土司叛乱，他命令孙承宗带去了自己最精锐的那支部队，赶往平叛。虽然在头一年的末尾，帝国在西南用兵，取得了“成都大捷”那样振奋人心的大胜，但皇帝心里清楚，不把西南一整个“改土归流”，并肃清吏治的话，那块地方始终都是朝廷的祸源！

更何况叛军的贼首尚未伏法受诛，皇帝不敢有半分松懈。

唯一的好消息来自帝国的西北边疆，那里的边军已被皇帝彻底驯服，袁可立跟杨嗣昌这两员皇帝钦点的干将，正在那里高效的整顿三边，迅速弥补了以前杨鹤落下的那些功课。

事实上，这两个人的表现远超皇帝的预期，特别是袁可立，他的才干令皇帝大为惊叹。将他丢到西北三边，皇帝给出的位子是太仆寺丞，总理帝国马政，另外还有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令他跟杨嗣昌收编诸边精锐（主要是军事家丁），打造一支精干的队伍，不求兵多将广，但求以一敌十。

因为皇帝给袁可立下达的任务是利用马政之便利，将诸边精锐统统编成一支骑兵部队，因为跟蒙古的马市贸易已经扩大化，使得朝廷在边关组建庞大的骑兵部队成为可能。

骑兵部队的建立又有效的解决了三边兵源不足的燃眉之急。

三边关隘众多，防线何止千里？没有几十万兵马是难以有效抵御塞外menggu部落的侵袭的。可事实上，由于承平日久，军备废弛，原本部署在三边诸镇的几十万卫所兵已经十不存九，名存实亡。各镇真正能够拿得出手的，都是朝廷另行调拨粮饷，募集的兵勇。

这部分员额又因为将领吃空饷的缘故，减少了实际兵马的十分之三到五分之三左右，所以在京城兵部、户部登记在册的边关几十万兵马落实到实处，可能三边诸镇总共也就数万军事家丁具备战斗力。

事实上明朝边关在绝大多数时期都处在“有险无兵”的窘境。

因为实际兵力捉襟见肘，当塞外只是小部落或者小股军队入寇的时候，三边诸镇的兵马尚可与之一战，但待到南侵的是草原上的大部族或大股军队的时候，边关的将领们就只能束手无策，等待朝廷的救援。可当朝廷动员起来，派遣援兵的时候，又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这时，南侵的menggu部落早已经劫掠的盆满钵满，打道回府了。

遭殃的，只能是边关的老百姓！

明初布置的绝大部分卫所军户，大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边关待不下去，另一部分的原因是将领们侵吞了他们的军田。

但现在朝廷对三边诸镇进行了行之有效的军事改革，他让袁可立在之前各镇军事家丁的基础之上，打造一支纯骑兵的高度机动化作战部队，虽然军队数量锐减，但战斗力跟投送能力大增，他们能够高效的增援三边诸镇，乃至追出关外，同敌军在蒙古大草原上撕杀！

这支部队被皇帝亲自赐予番号，名曰“虎豹骑”，寓意简单明了，就是希望这支部队能够向豺狼虎豹一样驱赶敌人，吞噬敌人！

虽然这支部队满打满算才两万余人，但是皇帝显然对它充满了期待。

皇帝原本以为收拢这些家丁以及筹备诸边马市情况复杂，任务繁重，袁可立又是空降过去的，没有个一两年的功夫很难理出头绪，可是没有想到袁可立跟杨嗣昌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功夫便将“虎豹骑”编练成军，并且还投入到了战争当中，大获全胜：

天启元年的时候，皇帝强势的将三边绝大部分将校一网打尽，统统押解京师关了起来。也也就造成了三边诸镇兵营一阵混乱，群龙无首，总容易被塞外的menggu趁虚而入。虽然朝廷早早放出风去，来年要扩大马市，收购更多的马匹，给草原人更多的粮食、丝绸、药材等等物资，草原人南侵大明的风险已被极大降低，但是草原分裂时间久了，心并不齐，也许大部分部落都不愿意流血牺牲，乐意同大明做贸易。

但难免有少数被猪油蒙了心的，想要冒险南侵，肆意劫掠一番，做无本买卖！

基于此，袁可立在天启二年春的时候，率领虎豹骑出兵河套，击垮了一支草原千户规模的小部落，斩首六百八十余级。春天的时候，正是马瘦毛长的季节，不利于草原人作战，加上这支部落人口不多，袁可立出兵的时候也出其不意，所以很轻松的便锁定了胜局。

当然，为了安抚草原诸部落，袁可立很快就放出话来，说之所以攻击这支部落，是因为他们掳走了数百户大明百姓。对于愿意跟朝廷做马市生意的，朝廷本着怀柔远人的宽仁策略，可以给草原人一条活路，但假如胆敢侵犯明疆，欺辱边民，这支部落就是下场云云。

袁可立非但懂得软硬皆施，恩威并重，折服塞外menggu，而且对于言官们的弹劾也有一手。地方抚臣私自率军出塞，这在明帝国是不被允许的，即便立了大功，也会被皇帝猜忌，受同僚弹劾。

为了应付朝廷，袁可立竟信誓旦旦的呈送京师一张万民伞！

这上头是许多边民的血手印（边民多大字不识一个）。袁可立随着万民伞跟捷报一块送来的还有一份陈情表。上面详细的向朝廷解释了为什么自己要率军出塞，原因就是这支部落肆意劫掠边民，挑衅国朝威严。总之袁可立文采斐然，将出兵的急迫性与必要性阐述的淋漓尽致，更何况还是那些请求袁应泰出兵主持公道的边民送的“万民伞”铁证在，就由不得群臣们不相信。

袁可立偏偏只能坐而论道的训常文臣也就罢了，可他骗不了皇帝。

对于深谙草原人内情的皇帝，他是打死也不相信草原人会在冬季的时候挑衅大明，而且还是那么一个小而弱的部落。

对于袁可立的欺瞒，皇帝本来是很愤怒的，即便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落实点也是好的，但欺瞒皇帝仅此一点，便能抹杀掉袁可立身上的所有闪光点。

但是好在袁可立给皇帝上奏了一封密折！

在这封奏折里，袁可立老实交待了一切，并且声泪俱下的解释说自己这么做实在是三边的军事剧变一触即发，虎豹骑虽然形成规模，但距离皇帝要求的百战百胜且高度机动性作战还有很大距离，在虎豹骑尚未完全具备战斗力的时候，三边诸镇的军官有都被皇帝悉数关押，现在西北的边防可谓空虚到了极点，假如塞外诸部落稍有异动，三边必出差池。迫不得已袁可立只好先下手为强。

袁可立生恐群臣弹劾他惹事生非，故而出此下策，先斩后奏。

袁可立的捷报只有数百字，其中一多半是在为有功将士讨赏，写给群臣特别是言官们看的陈情表大概有一千多字，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在引经据典，长呼短叹，各种扯皮扯淡，唯独这封这给皇帝的密折，袁可立是字字泣血，足足写下了两三千字。

在文言文同行的年代里，千字奏章都尚属罕见，两三千字的奏章就显得弥足珍贵了。更难得的是这两三千字，袁可立皆言之有物，不空谈什么大道理，讲的皆是实务，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但却要命的事！

皇帝很满意，能密折上奏，说明在袁可立心里，皇帝还是最有分量的那一个。

这比什么都强。

可是再给袁可立的回函中，皇帝却是措辞严厉，将袁可立臭骂一通，甚至恐吓他犯下了欺君之罪云云。但是随着这封回函一并下达的圣旨却是将袁应泰拔擢为延绥巡抚，成了西北仅次于三边总督杨鹤的头号实权人物。

事实上，说他是西北头号实权人物也不为过，因为杨鹤在出了固原镇兵变的乱子之后，他的威信已被极大的削弱，就更别提各种对他不利的谣言了，譬如皇帝对杨鹤极为不满，很快就将治他罪，再譬如锦衣卫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杨鹤的贪腐罪证，杨鹤即将大祸临头云云。

杨鹤其实也很聪明，当袁可立跟杨嗣昌空降西北的第一天开始，杨鹤便称病不出，待在府中，闭门谢客。私下里却自称是为了避嫌。

避什么嫌？

因为袁可立的副手杨嗣昌乃是他的儿子，在明代父子同朝为官的情况并不多见，就更别提父子在一地为官，还有着形式上的上下级关系，这就更容易为人诟病了。

所以杨鹤便自称为了避险。

可事实上他只不过是有自知之明罢了。

当初孙承宗班师回朝的时候已经表示的很清楚了，皇帝对于杨鹤的能力失望透顶，即便不治他的罪，罢免官职却是在所难免。

既然结局早已注定，那不如卖皇帝一个面子，积极配合袁可立整顿三边事务，兴许皇帝见杨鹤这么乖，还真就回心转意了呐。

不过天启二年初，大明朝最重要的事情既不是西南用兵，也不是辽左战事。更不是袁可立出兵塞外那档子可大可小的事情了。

大明天启二年初，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乃是春闱。

古代科考不像高考年年都有，一般而言是三年考一次，当然也有例外，皇帝心情好或者官员缺口多的年份，皇帝会打破三年一考的惯例，开设“恩科”。

但总体来说，书生之于恩科，跟囚犯之于大赦一样，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想要完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华丽逆袭，大明朝的读书人还是得靠三年一次的科考。

春闱，顾名思义就是在春天考试，开考的时间是固定的，乃每年的二月九日。整个春闱要进行九日，要考试三场，第一场考八股文，第二场考杂文诗赋，最后一场靠策论。每场考三天！

不过今年的情况大不一样，皇帝陛下金口玉言，命令大学士、帝师徐光启在这三场以外另行开设农科、兵科与算科三场考试，虽然不录入最终成绩，但是会作为参考成绩，并且在这三场考试中名列前茅者可以同“贡生们”一起参与“殿试”！

这个消息已经放出便炸开了锅，徐光启的府邸前也不知道聚集了多少人，每天车水马龙排着长队想要登门拜访的政要、学子不知凡几。

几乎所有读书人最近都在讨论所谓的农科、兵科跟算科是怎么回事。至于徐光启曾经的那些著述《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代园种竹图说》、《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泰西水法》、《宜垦令》、《农书草稿》等等，更是被书贩子们从“棺材板”里打捞出来，吩咐各地作坊开足马力，刊印了十数万份，可即便如此，也是供不应求，应试的学子们纷纷临时抱拂脚，没日没夜的苦读徐光启徐阁老的大作，一个个背的脑袋都大了好几圈。

由于徐光启正在“闭门造车”，出农科、兵科、算科的试卷，几乎没有公开露面，也很少接见客人，走投无路的学子们，迫不得已放下了高贵的尊严，前往泰西书院，请教起了泰西传教士，想走这帮人的门路。

这种现象令朝野上下的文臣们大为愤慨，这些天弹劾徐光启的折子满天飞，乃至要求“焚书坑景（基督教被称为景教）”的声音也甚嚣尘上。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皇帝保持静默，没有给出任何答复。

但他巧妙的选择给这股热潮降温，法子便是大张旗鼓的筹备王化贞北行之事，将王化贞即将出使塞外，同menggu林丹汗会面的事情，宣扬的人尽皆知。

果然这件事被捅出去以后，天下士子顿时炸开了锅。

有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认为王化贞此举堪比汉时的苏武、张骞、班超等人，为了社稷安危，为了家国大业，不惜只身犯险，涉足蛮荒之地，同野蛮人的首领斗智斗勇，简直就是天下文人的榜样！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今辽事糜烂，朝中奸佞横行，国事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王大人内遭奸佞嫉恨，外需谨慎提防夷狄，可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可即便如此，王大人从未退缩，为了国家社稷，为了大明江山百姓，王大人要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于既倒！”这是某位书生的奋力疾呼。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王化贞此举有失体统，将会折损朝廷的颜面以及有辱士大夫的气节！

“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死则死耳！岂能屈意迎奉蛮夷长老？列祖列宗，往圣先贤的脸都让王化贞给丢尽了。吾耻于此人同朝为官！”这是某位清流愤怒的呐喊。

但不管他们如何争执不下，皇帝还是在承天门外，率领文武百官，给王化贞举行了隆重的出使仪式。这种待遇在明朝似乎是没有先例的，即便是开拓如汉唐也没有对使臣如此礼遇过。但皇帝不总爱别出心裁吗？

反正王化贞着实是在百官面前露了把脸，在盛大的音乐与隆重的仪式中，王化贞只感觉到自己的鲜血都要沸腾了，他激动的浑身发颤，当皇帝将旄节的时候，王化贞眼里浮现出的乃是大明朝的万里皇国土。

这一刻，王化贞终于有了一种“知行合一”的感觉，他读过太多儒家经典，家中的藏书也是汗牛充栋，可直到旄节被他紧紧握在手中的这一刻起，王化贞才那么深切的体会到，孔子所说的“当仁不让”的担当；才那么深切的体会到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气概；才那么深切的体会到文天祥的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那一瞬间，王化贞在宏大的仪式中，仿佛逆行于历史长河间，邂逅了一位又一位儒家先贤，他觉悟了，他茅塞顿开！

“班超三十六人可定西域，爱卿降察哈尔林丹汗，需要多少人马？”

将旄节递给王化贞后，皇帝好奇的问道。

王化贞躬身行礼后，答道：“不费一兵一卒，仅凭臣一条口舌罢了。”

皇帝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将手探入袖口，摸出一卷书籍送给王化贞道：“此朕御笔手抄，赠予爱卿。”

王化贞感恩戴德，接过书籍后，发现是史记中的一个列传：

《苏秦张仪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