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黑夜行者的危险岔路 20 最后一场好戏

从韦斯那空空的酒店房间出来，进了电梯，丘特斯基一边把枪塞进皮箱，一边一再嘱咐我要表现得正常些，别着急也别害怕，等我们进了大堂时，我已经矫枉过正地看上去很百无聊赖了。我确定丘特斯基也是这副模样。

总之，我们溜达着穿过大堂，边上不管谁看我们，我们都朝人家微笑。我们溜达着出了门，走下台阶，走过穿着海军上将制服的门童，溜达着下了马路牙子，上了他为我们招来的出租车。我们将缓慢愉快的节奏延续到了出租车里，因为丘特斯基吩咐司机带我们去埃尔莫罗城堡。我冲他扬扬眉毛，他只是摇摇头，我只得在一旁兀自狐疑。据我所知，埃尔莫罗城堡没有地下通道。那儿是哈瓦那最火的旅游胜地，绝对充满了镜头和防晒霜的气味。可我还是把自己假装成丘特斯基，像他那样想了一下，也就是说，我老谋深算地合计了一下，结果，真让我想到了。

那里是个旅游胜地，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在人群中逃走消失，谁要是想找到我们就要费点儿劲儿了。

所以我踏实地坐回到座位上，欣赏月光下的沿途风光，琢磨着韦斯现在到底在哪儿、下一步要干什么。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让我稍微舒服了一点儿，不过还是没让我真正开心起来。

天上是一轮清冷的月亮，它那柔弱的笑声将静电的火花灌注在我体内，并噼啪作响，让我在黑夜中血脉偾张，我想马上去划开我能找到的头一个两足动物。也许这只是缘于韦斯溜走给我带来的挫败感，但这种冲动非常强烈，到埃尔莫罗去的一路上我得死死咬住下唇才忍得住。

司机在通往堡垒的入口处把我们放下来，那儿有一大堆等着看夜晚表演的游客，还有不少小摊贩正在搭建帐篷。一对穿着夏威夷花衬衫和短裤的老夫妇爬进我们刚刚下来的出租车。丘特斯基走到一个小摊旁，买了两罐绿色罐子的冻啤酒。“来，伙计，”他说着递给我一罐，“咱们边走边喝。”

先是溜达，现在是徜徉。我觉得有点儿头晕。不过我还是边啜饮着啤酒边跟着丘特斯基走了一百码，走出了人群。我们又在一个卖纪念品的小摊旁停下脚，丘特斯基买了两件正面印着灯塔的T恤衫，还有两顶印着“古巴”字样的帽子。我们朝马路尽头走去。然后他懒洋洋地朝四下里看看，把啤酒扔进垃圾桶说：“好吧。看着不错。这边来。”他悠闲地朝一栋位于两座旧建筑物之间的大楼走去，我跟着他。

“好吧，”我说，“现在干吗？”

他耸耸肩。“换衣服。”他说，“然后我们去机场，赶第一班飞机走，不管去哪儿，然后回家。哦，这儿，”他说着摸向皮箱，拿出两本护照。他翻开，递给我一本，“德里克·米勒，行吗？”

“行，有什么不行。挺好听的。”

“可不，”他说，“比德克斯特好听。”

“也比凯尔强。”我说。

“凯尔？”他举起自己的新护照。“是加尔文，”他说，“加尔文·布林克尔。不过你可以管我叫加尔。”他开始往外掏外套口袋里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塞进裤子口袋。“我们现在得把外套扔了。我本来希望能有工夫从头到脚换一套。不过目前这样多少也能改观一点儿。穿上这个。”他说着递给我一件T恤衫和一顶帽子。我满怀感激地脱下那件雷人的绿外套，套上新T恤衫。丘特斯基也如法炮制，然后我们一起走出胡同，把浸信会传教士的行头塞进垃圾桶。

“好啦。”当我们又走回入口处的时候，丘特斯基说道。那里有几辆出租车在等着。我们钻进了第一辆，丘特斯基跟司机说了声“何塞·马蒂机场”，车子便载着我们绝尘而去。

去往机场的路上，情形和来时没什么两样。基本没有什么别的车，除了出租车和几辆军用车。司机把车开得好似在驾校钻杆练习，不过夜里开车稍微有些艰难，因为道路没有照明，所以他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好几次都把我们颠坏了，最终算是毫发无损地到了机场。这回司机将我们放到漂亮的新机场入口，而不是来时那个古拉格办公楼。丘特斯基直奔离港显示屏而去。

“去坎昆的飞机三十五分钟后起飞。”他说，“棒极了。”

“你的詹姆斯·邦德皮箱怎么办？”我问道，想着过安检的时候可能有点儿麻烦，因为里面都是枪支弹药以及天晓得其他什么东西。

“别担心，”他说，“在这儿。”他朝一排存储柜走去，塞了几枚硬币，将皮箱放了进去。“好啦。”他说。他将柜门砰地一下关上，拿走钥匙，大步朝墨西哥航空公司的柜台走去，半路上又将钥匙扔进一只垃圾桶。

排队的人很少，我们迅速买好了飞往坎昆的机票。除了头等舱没别的座位了，不过我们从共产主义阵营死里逃生本来是有权享受加价服务的。和蔼的年轻姑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登机，我们得加快速度，于是我们照办，出示了一下护照，付了没几个钱的出境费。我以为护照多少会有点儿麻烦，可完全畅通无阻。跟那相比，出境费完全无伤大雅，尽管我心里觉得这概念很荒唐。

我们是最后登机的乘客。我打赌如果不是买了头等舱，空姐一定不会朝我们笑得这么甜。他们甚至送了我们一杯香槟以感激我们登机迟到。等他们关闭了通道，将客舱门关好，我想我们大概是真的逃出升天了，于是享受起了香槟，也不理会肚子还是空的了。

在机场里，丘特斯基去安排我们接下来的返程机票，我坐在一个闪闪发亮的餐馆里吃着香酥饺。

“坎昆到休斯敦，休斯敦到迈阿密，”他说着递过来机票，“我们早上七点到家。”

在塑料椅子上睡了大半夜，最后看到迈阿密的时候，我从来没像此刻这样思乡心切。朝阳照耀着跑道，飞机最终降落在迈阿密国际机场。我从人头攒动、推来搡去的人群中感受到了归家的温暖，最终，我们上了机场大巴去长期泊车场取车。

我按丘特斯基的要求，把他在医院放下，好让他跟德博拉会合。他爬出车，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头伸回车门说道：“抱歉没解决问题，伙计。”

“是的，”我说，“我也是。”

“你要是还需要我帮忙解决这事儿就跟我说，”他说道，“你知道，万一你找到这家伙又下不了手，我能帮忙。”

我对这事儿不觉得有什么下不了手，不过他能想到替我动手，不得不说还是挺周到的，我谢了他。他点点头，说道：“我当真的。”然后关上车门，一瘸一拐地朝医院走去。

我则逆着上班的车流朝家开去，到家还是没赶上丽塔和孩子们出门。我冲了个淋浴，换了衣服，冲了一杯咖啡，烤了点儿面包，然后就出门上班去了。

路上繁忙时段已经过去，不过还有不少车辆，在停停走走的路上我有充足的时间思考，不过我不大喜欢我思考出来的结论。韦斯仍然在逃，我有理由认为他不会改变主意就这么放过我而去找下一个人的麻烦。他仍然跟着我，很快会找到别的办法，要么杀了我，要么让我生不如死。而我此刻除了等待没别的可做——要么等待他动手，要么等待好主意像馅儿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砸在我头上。

最终我到了办公室，要是我原本期待大家热情欢呼迎接我凯旋的话，那我可要大失所望了。文斯·增冈正在实验室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抬眼看了看我。“您这是去哪儿了？”他问，语调中充满谴责。

“我挺好，谢谢。”我说，“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这儿都忙疯了，”文斯说，显然没有理会我的话，“外籍劳工的事儿。另外，昨天有个浑蛋杀了他老婆和他老婆的男朋友。”

“这可真糟糕。”我说。

“他用的是锤子，要是这样你觉得好玩儿的话。”他说。

“听上去不好玩儿。”我说，心里加了一句，除非是对那个人。

“本来需要你帮忙的。”他说。

“被人民需要的感觉可真好。”我说。他假模假样地看了我一会儿，转过了头。

这天接下来的时间没好多少。我去了锤子凶案现场。文斯说得对，那真是一团糟。已经干了的血溅得两面半墙、沙发和一大块原本是米黄色的地图到处都是。我听一个把门的警察说，那男人现在被拘了，已经认罪，还说他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这没让我心情好多少，不过看到正义能发挥一次力量还是件挺美好的事儿。工作将我的注意力从韦斯身上转移开了一点点。有事儿可忙总是好的。

一想到韦斯可能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心情就又变坏了。

我忙忙叨叨，韦斯也是一样。丘特斯基帮我查出他上了一架飞往多伦多的飞机，离开哈瓦那时正好是我们到达哈瓦那机场的时间。不过那之后他干了什么，用电脑是查不出来了。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眼巴巴地念叨着，兴许他就此罢休在家踏实待着了，可这细小的声音被一阵雷鸣般的大笑盖住了，这笑声盖住了其他细碎的念头。

我干了几件能想到的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我上网违规操作查了他的底细，又追踪了他的信用卡消费记录，不过全都是在多伦多。我又追踪到韦斯的银行账户，他提了几千块现金，接下来几天就没动静了。

我知道提现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不过我想破头皮也想不出他能拿那笔钱对我做什么。绝望之际我又去了他的YouTube网页。让人震惊的是，他的“新迈阿密”页面完全不见了，那些小窗口也没影儿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肃穆的灰色背景，上面是一张颇为吓人的照片，显示一个长相讨厌的男人的裸体，私处被打了马赛克。下面写着：“施瓦兹克格勒只是开始。好戏还在后头。”

任何以“施瓦兹克格勒只是开始”开始的对话走向，没有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喜欢。不过这名字听上去很熟悉。当然，我是不会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的，于是我动用了谷歌搜索。

施瓦兹克格勒原来叫鲁道夫，奥地利人，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据说为了证明这点，他分次一点点切下了自己的阳具，且全程录像。这个艺术壮举空前成功，他再接再厉，直至最终死于艺术创作。我读着想起来了，他是巴黎一个群体的偶像，就是给我们展出了无与伦比的“詹妮弗的腿”的那拨人。

我不大懂艺术，但我喜欢留着我的身体器官。到目前为止，尽管我费了挺大劲儿，韦斯表现得也挺惜命的。不过我看出来了，这种艺术表达大致对他很有诱惑力，而且他会做得更过分。这倒不奇怪。要是有别人的身体供你创作，不会让你觉得疼，那何必还用自己的身体呢？你的艺术生涯也会因此更长久一点儿。我挺赞成他的这个正常想法，我深信自己将很快看到他艺术创作的下一个阶段，而且会在跟我近在咫尺的地方。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又查了几回YouTube网页，不再有什么变化，加上工作开始变得忙碌起来，整件事儿好像只是一个让人不愉快的回忆。

家里也没好多少。一个警察一直留守门边等着孩子们放学回家。尽管他们都挺有礼貌，不过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增添了紧张气氛。丽塔变得有些心不在焉，好似一直在期待一个很重要的长途电话，这让她原本很棒的厨艺大失水准。我们一周里已经剩了两回菜了，在我们以前的小家里这是闻所未闻的。阿斯特好似也恢复了怪僻性格，而且打我认识她以来，她头一次表现得沉默寡言，和科迪一起坐在电视机前把她喜欢的碟翻来覆去地看，每次跟我们说话都不会超过两三个字。

科迪呢，奇怪的是，他是唯一一个表现出活力的人。他兴致很高地期待着下一次的童子军活动，即便这意味着他得穿上他不喜欢的制服短裤。不过当我问起他是怎么忽然转变了态度的时候，他承认说，这只是因为他想看到新的童子军教官也会死去，而这回他一定能自己发现点儿什么。

这个礼拜就这么过去了，周末也没能轻松一点儿，星期一早晨周而复始地来了。尽管我买了一大盒面包圈带到办公室，运气也没能变得有什么不同，除了活儿更多以外。自由城那边的一起枪击案浪费了我好几个小时。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死了，从溅血形状看，很明显他是被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飞来的子弹射中的。不过“明显”对警察调查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在艳阳下汗流浃背地忙活了半天，干的是和体力活差不多的差事，就为把那些表格填好。

到我又能回到办公室那个小格子间时，我的人工假面上已经是大汗淋漓，我只想洗个澡，换上干爽的衣服，再切一两个罪有应得的家伙。自然这想法让我迟钝的大脑立刻就想到了韦斯，可又什么都干不了，只有欣赏着自己身上的汗味儿。于是我又点开了他的YouTube网页。

这下我发现那里有一个全新的小图片在网页底端等着我。

小图片的名字叫作“德克斯特的好戏”！

这种情况下你别无选择。我点击了图片。

先是一片模糊的虚影，然后喇叭声变成庄严的音乐，跟高中毕业典礼演奏似的。然后是一系列图片：“新迈阿密”里的尸体、插入围观者的表情镜头。韦斯声音响起，听着跟魔鬼版的新闻播报员似的。

“几千年来，”他吟诵道，“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在发生，”屏幕上是那些尸体戴着塑料面具的近景，“人们都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答案一直都是一样——”一张仙童花园的观众特写，表情迷惑不解，惊疑不定，韦斯梦游般的旁白再度响起，“我不知道。”

拍摄技巧很拙劣，跟以前那些完全没法儿比，我不想这么挑剔，毕竟韦斯的才华表现在别的方面，而且他刚刚失去了他的左膀右臂，他们都擅长编辑。

“于是人们转向了艺术，”韦斯继续拿捏着很庄严肃穆的腔调说，屏幕上是一幅没有四肢的躯干的照片，“艺术给了我们更好的答案……”慢跑的人在南海岸发现了尸体，伴之以韦斯招牌式的尖叫。

“可是传统艺术的表达方式挺有限，”他说，“传统手法，比如绘画、雕刻，在形式和实际体验之间有一个隔阂。我们艺术家的使命是消除这些隔阂……”柏林墙倒塌，观众欢呼的图片。

“所以像克里斯·波顿和大卫·聂鲁达等人开始了一场实验，他们把自身变成了艺术的一部分——于是隔阂消失了！不过这还不够，因为对一般观众来说——”画面上又出现一个观众恍惚的表情，“一堆陶土还是某个疯子艺术家，两者没有什么分别，隔阂还在那里！真让人失望！”

韦斯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摄像头摇晃了一下，可能是他在边说话边调位置。“我们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得把观众也变成过程的一部分，隔阂才能真的消失。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答案来回答严肃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真理？痛苦的起源是什么？’而最重要的问题是——”说话间，德克斯特在洁白的浴缸里手刃东切维奇的视频出现了，“如果他也变成艺术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艺术家，那德克斯特会怎么做呢？”

这时，一声没听过的尖叫传来——是被捂住嘴巴后的叫声，可是听起来异常熟悉，不是韦斯的，而是我以前听过的却不知道究竟的声音。韦斯又出现在屏幕上，瞥着他的斜后方，微笑着说：“不过我们倒可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对吧？”他拿起照相机，从自己脸前晃过，猛地对准了背景。镜头渐渐聚焦，我明白为什么那尖叫声那么熟悉了。

是丽塔。

她侧卧着，双手被绑在背后，双脚在踝部被绑住。她愤怒地挣扎着，发出又一声被闷住的怒吼。

韦斯大笑起来。“观众就是艺术品，”他说，“你会成为我的杰出之作，德克斯特。”他微笑着，尽管这回不是假笑，不过不算好看。“这会是一场纯粹的……艺术双人踢踏舞。”他说完，屏幕变黑。

他抓走了丽塔——我很清楚我该跳起来，抓过气枪，咆哮着跳下高高的松树开始一场厮杀——可我浑身感到一阵奇怪的平静，我只是呆呆地坐了好久，琢磨着他会把她怎么样，最后发现，不管怎样，我都得做些什么。我深吸一口气，准备站起来走出办公室。

可我一口气都还没喘完，脚还没踩到地板，身后就有一个声音传来。

“那是你妻子，对吧？”库尔特警官说。

我看到自己转过身。他就在门边站着，离我几英尺远，足以看到和听到一切。我躲不开他的问题。

“是的，”我说，“那是丽塔。”

他点点头：“那个看着也像你，在浴缸里的那个。”

“那个……我……”我结巴着，“我不认为是我。”

库尔特又点点头。“是你。”他说。我无话可说，也不想听自己再结巴，所以只是摇摇头。

“那家伙绑架了你的妻子，你就这么坐着？”他说。

“我正要站起来。”我说。

库尔特歪了一下头。“这家伙不喜欢你吧？”他说。

“看上去是的。”我承认。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他说。

“我告诉过你，我伤了他男朋友。”我说。这话即使在我听来都很牵强。

“哦，可不是嘛，”库尔特说，“那家伙失踪了。你还是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是吧？”

“不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他歪了下头说，“因为浴缸里那个不是他，他旁边拿着锯的那个家伙也不是你。”

“不是，当然不是。”

“可这家伙觉得是，因为那看上去很像你，”他说，“所以他抓了你妻子。跟对等交易似的，对吧？”

“警探，我真不知道他男朋友在哪儿。”我说。这是真话，考虑到海浪、水流和海洋腐食动物的习惯。

“哈，”他说，脸上是一副沉思的表情，“所以他就这么干了，把你妻子变成了某种艺术，是吧？因为……”

“因为他疯了？”我试探地说。这话也是真的，但不意味着能打动库尔特。

显然他没被打动。“啊哈，”他看上去有点儿不相信，“他疯了。还真像这么回事儿。”他点点头，好像想说服自己。“好吧，我们在对付一个疯子，他抓了你妻子。现在怎么办呢？”他朝我扬起眉毛，好像在说他等着我想出一个妙招儿。

“我不知道，”我说，“我猜我得把这事儿向上报告。”

“报告，”他说着，点点头，“向警方报告。因为上次你没报告，被我指出来了。”

智力一般是个好东西，但我必须承认我还是喜欢那个以前被我当作白痴的库尔特多一些。现在我知道他不是白痴，我必须一边小心翼翼地注意自己的措辞，一边忍着拿椅子砸他头的冲动。不过好椅子挺贵，我还是忍着吧。

“警探，”我说，“这家伙抓了我妻子，也许你还从来没结过婚——”

“两次，”他说，“不灵。”

“哦，可是对我还灵，”我说，“我得把她完好无损地救回来。”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说：“这家伙是谁？”

“布兰登·韦斯。”我说，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只是他的名字，”他说，“他到底是谁？”

我摇摇头，不很懂他的意思，更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告诉他。

“不过你认得这家伙。那些把州长给气坏了的绚丽尸体都是他干的吧？”

“我很肯定是他干的。”我说。

他点点头，看看他的手，我忽然发现他这回没勾着一大瓶“激浪”。一定是都被这可怜的家伙喝光了。

“要是能捉住这家伙就好了。”他说。

“是的。”我说。

“大家都能开心。”他说，“对职业有好处。”

“我想是的。”我拿不准我到底该不该拿椅子砸他。

库尔特拍了一下手。“好吧，”他说，“咱们去抓他。”

这主意真棒，很斩钉截铁，可是我发现有一个小问题。“去哪儿？”我说，“他把丽塔弄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