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黑夜行者的危险岔路 14 久违的黑夜之舞

没什么比告诉你的兄弟你正琢磨着以杀人罪逮捕他更让人无语的了。我们默默地开着车，下了一号公路，转到95号高速路，又开上快速道，最后开进设计区，就在过了往朱莉娅·塔特尔堤道去的岔道一点儿的地方。

沉默让路途显得漫长许多。我瞥了德博拉一两次，她显然深陷在苦思之中。她直直地看着前方，机械地转动着方向盘，心思完全在别处，而且一点儿都不想搭理我。

我们的互不理睬把气氛搞得实在太紧张了，所以我们飞快地找到地址时，总算松了口气。德博拉把车开到屋前，这房子有点儿像个仓库，在东北四十街。她停下车，关掉引擎，还是没看我，但她停了一下，然后摇摇头钻出车子。

我想我应该像往常一样跟着她，像小德博拉的大笨影子一样。但我多少也是有点儿自尊心的，真的。如果她真的会为几次微不足道的自娱自乐式的杀人行为就跟我过不去，我干吗还非得帮她解决眼下的问题。

所以我坐在车里，并没留心德博拉是怎么走到了门边按门铃的。我只是心不在焉地用眼角瞥见门开了，德博拉拿出她的警徽给对方看。所以，我从自己坐的位置实在无法确知到底那人是袭击了她使她摔倒，还是只是把她推倒在地，自己消失在门后。

当我看到她费劲儿地跪下一条腿，然后摔倒在地没有站起来时，我还是多少有些动容。

我听到我的内部警报中心发出模糊的嗡鸣声：有什么非常不对头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对德博拉摆出来的傲慢消散殆尽，好像被晒热的路面上蒸发的汽油。我飞快地下了车，跑向路边。

在十英尺外我就看见一把刀的手柄从她的身体一侧露出来，我震惊得放慢了一下脚步。便道上已经积了一摊可怕的湿答答的血，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我和哥哥比尼在那个冰冷的集装箱中，眼看着黏稠的红色液体讨厌而恶心地在地板上蔓延，那让我不能动弹，也不能呼吸。但地板忽地消失了，刚刚扎了德博拉一刀的男人走了出来，他看见了我，伸手去拔刀柄，这时我耳朵中的风声变成了黑夜行者的展翅声，我飞快地跳过去，抬脚狠狠踢在他的太阳穴上。他笨重地倒在了德博拉旁边，脸泡在血液里，一动不动。

我跪在德博拉身边，拉起她的手。她的脉搏有力地跳动着，眼睛翕动着睁开。“德克斯特。”她轻声说。

“老妹，坚持一下。”我说，她又闭上了眼睛。我从她挂在皮带上的皮套里拿出对讲机请求支援。

几分钟之内我们身边聚集了一小群人，救护车也赶来了，围观的人合作地散开，紧急救护人员跳出车朝德博拉跑过来。

“哦，”第一个人说，“血流得很快，要先止血。”这是个壮实的小伙子，留着一个海军陆战队式的发型，跪在德博拉身边开始操作。他的同伴，一个比他还壮实的约四十岁的妇女，飞快地给德博拉输液，针头扎入的瞬间我感到有一只手从后面拉我的胳膊。

我转过身，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那里，是个光头的中年黑人。他朝我点点头。“你是她的同伴？”他问。

我掏出我的证件。“我是她哥哥，”我说，“法医部的。”

“哈，”他说道，拿过我的证件仔细地看，“你们通常不会这么快就赶到现场。”他递回我的证件，“关于那个家伙，你有什么能告诉我的？”他朝刚刚扎了德博拉一刀的家伙点点头，那家伙这会儿已经坐了起来，正抱着头，另一个警察蹲在他身边。

“他开门看见她，”我说，“然后就扎了她一刀。”

“啊哈，”警察说完，转身对他的伙伴喊，“弗兰基，给他戴上手铐。”

两个警察把捅刀子的家伙的双臂扳到身后戴上手铐的时候，我并没有幸灾乐祸地张望，因为他们也把德博拉抬上了救护车。我站到一边问那个短发的急救人员：“她不要紧吧？”

他冲我机械地笑了笑，那笑容很没说服力。“我们得听医生怎么说，好吧？”这并没让人觉得安慰，反正比他想表达的程度差远了。

“你们是带她去杰克逊医院吗？”我问。

他点点头。“她会被送去重症监护室，你到那儿找她吧。”他说。

“我能坐你们的车去吗？”我问。

“不能。”他说着砰地把门关上，然后跑到救护车前钻进前座。我看着他们拉响警笛，融入车流，开远了。

我忽然感到非常孤单，孤单得难以承受。我和德博拉最后那不甚愉快的交谈很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后的对话。德博拉正在去重症监护室的路上，我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出来，甚至不知道她能不能活着到那儿。

我回头看看便道。流了不少血。德博拉的血。

好在我没惆怅太久。库尔特警探来了，他看上去不大开心。我看着他在便道上站了一分钟，四处打量了一下，然后步履沉重地朝我走来。他从头到脚地看着我，表情更不痛快了。

“德克斯特，”他边说边摇头，“你他妈的干了什么？”

有那么一刹那，我差点儿向他解释扎了我妹妹一刀的真的不是我。然后，我发现他不可能责备我，他先开了口。

“她应该等我的，”他说，“我是她的伙伴。”

“你在买咖啡，”我说，“她觉得等不及了。”

库尔特看看便道上的血迹，然后摇摇头。“应该等二十分钟，”他说，“等一下同伴。”他抬头看着我，“这是神圣的纽带。”

我不懂什么神圣，因为我的绝大部分生命都花在和另一个组织为伍上，所以我只是说：“我想你说得对。”这话似乎让他大为安慰，他安静了下来，又悻悻地看了几眼那摊来自于他的神圣同伴的血迹。我又花了漫长的十分钟才脱身告辞，开车前往医院。

杰克逊医院对大迈阿密地区的每个警察、罪犯和受害者来说都太过熟悉，因为他们都去过那儿，或者是作为病人，或者是去接作为病人的同事。那里的监护中心是全国最忙碌的一个。杰克逊的重症监护室最善于处理枪伤、刀伤、钝器伤、扭伤和其他恶意肢体伤害。美国军人来杰克逊学习战地手术的经验，因为每年这里有超过五千例的病况与巴格达周边前线发生的伤情非常相似。

所以我知道只要德博拉能活着被送到那里就会得到出色的救治，我也发现自己很难想象她会死。我没法儿想象一个没有了德博拉·摩根在周围走动和呼吸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儿。好比一幅一千块碎片凑成的拼图，中心最大的一块不见了，整幅拼图就都不对头了。

发现自己已经那么习惯她的存在，这让我有些不安。我不想多想。这是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记得自己以前曾这么感情脆弱过，倒不仅仅是因为想到她会死，以前我也曾有过这种担心；也并不仅仅因为她毕竟是我的家人，我以前也经历过失去家人的事情。但我的养父母去世之前，他们已经卧床不起很久，所以得知他们病危，我已经有了准备。而这次太突然了。也许是它猝不及防的方式让我感到一种近乎感情的东西。

好在没多久就到了两英里外的医院。我开进停车场，尽量忍着没哭出来。

所有的医院都差不多，连墙上刷的颜色都一样，而且总体而言，它们都不是让人开心的地方。当然了，我此刻会非常乐意接近这里的一个成员，但走进外伤科时我的心情并不是喜气洋洋的。这里有一种逆来顺受的气氛，所有跑来跑去的医生和护士脸上都是一种把人的骨头都吓酥了的大事不妙的表情，只除了一个长着一副扑克牌面孔、慢条斯理地打着官腔的女人，我正要冲进去找德博拉，被她给拦住了。

“摩根探长，刀伤，”我说，“刚送来的。”

“你是谁？”她问。

我愚蠢地以为这样说能让我快点儿摆脱她，于是我说：“亲属。”女人居然笑了笑。“好，”她说，“正是我需要找的人。”

“我能见她吗？”我说。

“不能。”她说。她抓着我的胳膊，坚定有力地把我推向办公室。

“你能告诉我她怎么样了吗？”我问。

“请坐在这儿。”她说，把我往一个小书桌前的塑胶椅子上推。

“她怎么样了？”我说，拒绝被欺负。

“一分钟后就能有结果，”她说，“我们把这些表格填好就有结果了。请坐，呃——摩腾先生？”

“摩根。”我说。

她皱皱眉：“我这儿的名字是摩腾。”

“摩根，”我说，“摩——根。”

“你确定？”她问道。整个医院的超现实体验把我征服了，我跌坐在椅子里，就像被一只大大的湿枕头抽了一下似的。

“是。”我虚弱地说，往后仰着身体，仰到小椅子能承受的极限。

“那我得在电脑里改一下，”她皱着眉，“活见鬼。”

女人开始敲击键盘，我好几次把嘴张开又合上，跟一条濒死的鱼一样。花了漫长得没人性、没道理的时间后，我终于填好了全部的表格，并说服了那女人，以亲属以及警察局雇员的身份我有权探望我的妹妹。但是，在这让人涕泪交流的时刻，事情果然总是不遂人意，我没能看到德博拉，而只是站在走廊里，从一个小观察孔样子的洞里向内张望。我看到的只是一大堆穿着柠檬绿衣服的人聚拢在一张台子周围，对德博拉干着没法儿想象的可怕事儿。

有几个世纪那么久，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偶尔当有一只血染的手或器械在我妹妹身体上方露出来时，我会被吓一跳。化学制剂的气味、血液、汗水和恐惧混合在一起，强烈得让人无法招架。当我感到地球已经停止了转动，空气中没有了氧气，太阳失去了光彩变得冰冷的时候，他们终于从台子前退后，其中几个人把她朝着门这边推来。我向后退着，看着他们把她推出门，推向走廊。我抓住其中一个看起来资历比较高的医生的手臂，他正在填写一个表格。我不知道是不是抓错了地方，我的手触到的东西冰冷，湿乎乎而且黏糊糊，我推开它，结果看到它上面血迹斑斑。有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头重脚轻要晕过去了，但当医生转过身看着我时，我挣扎着恢复了镇静。

“她怎么样？”我问道。

他看看我妹妹的担架推走的方向，又看看我。“你是谁？”他问。

“她哥哥，”我说，“她会没事儿吧？”

他朝我不大轻松地笑了半下。“现在还没法儿说，”他说，“她失血太多。也许没事儿，也许会有并发症。现在还不清楚。”

“什么样的并发症？”我问。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合理的问题，但他恼火地呼了口气，摇摇头。

“从感染到脑损伤，”他说，“一两天之内没法儿判断，你得等等我们才能确诊，好吗？”他又朝我笑完剩余的半下，朝着跟德博拉他们相反的方向走开了。

我看着他走远，心里想着“脑损伤”这个词儿。我转过身，向着走廊尽头德博拉的担架走去。

德博拉身边围绕着很多仪器，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看见被嗡嗡鸣响的机器围在中间的她。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身上插满管子，被呼吸器遮住的半张脸苍白得跟床单一样。我站在那儿看了一分钟，不确定自己该做什么。我一心想要见到她，现在真的见到了，却不记得在重症监护室探望最亲近的人应该怎么做了。我应该握住她的手吗？好像是的，但我不确定，因为离我最近的那只手上插着输液管，好像不应该拔掉它。

于是我找了把椅子坐下，蜷缩在一个生命监护仪旁边。我把椅子尽量朝床边移到一个看起来合适的距离，坐下来等待。

过了一两分钟，门边传来声响，一个瘦瘦的黑人警察站在那里。我见过他，他叫威金斯。他伸头进来说：“嘿，德克斯特吧？”我点点头，举起我的证件。

威金斯朝德博拉点点头，问道：“她怎么样？”

“还不知道。”我说。

“抱歉，哥们儿，”他说着耸耸肩，“队长派人来守护，我得在门外待着。”

“谢谢你。”我说。他转过身在门外站起岗来。

我试着想象没有德博拉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念头真让人难受，尽管我说不出为什么。也许我今后能吃上热乎乎的红酒罐焖鸡了。没有她对我施展世界闻名的毒肘功，我的胳膊上也不会常常有青瘀伤痕了。我也不必担心她会逮捕我了。这些都是好事儿啊，可我怎么还是担心呢？

看来光靠逻辑没法儿说服人。假如她能活下来但脑损伤了呢？那她的警察职业极有可能受到影响。她可能会需要全天候护理，用勺子喂饭，使用成人尿布。谁来做这些漫长而艰苦的护理工作呢？我不是很懂医疗保险，但我知道全天候护理没哪个保险公司乐于提供。如果必须由我来照顾她呢？那必定会剥夺我大量的闲暇时间。可除了我还有谁？在这世上她没有别的家人，只有亲爱而尽职的德克斯特。没有谁会推着她的轮椅，为她烹煮婴儿食品，在她流哈喇子时轻轻为她擦干嘴角。我大概得照料她的余生，我们两人会坐在一起看电视，直到很老很老。外面的世界则照常欢乐地运转，继续着杀戮和残酷，却没有我的份儿。

在我朝着自我怜悯的深渊滑下去之前，我想起了凯尔·丘特斯基。管他叫德博拉的男朋友似乎不太准确，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好像比男女朋友关系要深一点儿。另外，他不再是被称为男朋友的年龄，他比德博拉起码大了十岁，一个大块头，饱经沧桑，没了左手和右脚，是对多克斯警官干了同样的事儿的业余医生干的。

为了对自己绝对公平，我得承认，这非常重要，我之所以想到他，不仅是因为如果德博拉真的脑损伤了的话，我希望有除我之外的人来照料她。而且，她现在在重症监护室这件事儿我觉得也应该告诉他。

于是我从皮套中掏出手机给他打电话，他马上就接了。

“喂？”

“凯尔，我是德克斯特。”我说。

“嘿，哥们儿，”他用听起来很不自然的愉快声音说道，“近来可好？”

“我跟德博拉在一起，”我说，“在杰克逊重症监护室。”

“怎么回事儿？”片刻停顿后，他问道。

“她被刺伤了，”我说，“失血很多。”

“我马上就到。”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还不错，丘特斯基能马上赶到说明他很关心德博拉。也许他会帮我喂德博拉婴儿食品，我俩轮流推德博拉的轮椅。有帮手总是件好事儿。

这又让我想起我自己也有帮手——或者说我被安排了个帮手。不管怎么说，丽塔会希望在她开始准备做野鸡杂碎前，我能告诉她一声会晚些回去。我给她班上打了电话，很快说明了原委，在她开始发出一连串“哦，我的天哪”之前挂了电话。

丘特斯基十五分钟后到了，屁股后边跟着一名护士，她想确认他对一切是否满意，比方说房间位置或者输液管的放置。“她在这儿。”护士说。

“谢谢，葛洛丽娅。”丘特斯基眼睛紧盯着德博拉说。护士紧张地转了几圈，然后忐忑地走了。

丘特斯基走到床前，握住德博拉的手——这让我知道我先前想对了，握住她的手的确是正确的。

“怎么回事儿，伙计？”他说，俯身看着德博拉。

我向他简述了一下经过，他看都没看我地听着。他抽出握着德博拉的手，为她拨开前额的一缕散发。我说完之后，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医生怎么说？”

“现在还不知道。”我说。

他用代替左手的锃亮的银钩不耐烦地挥挥手：“他们总这么说，还有呢？”

“可能会有永久性损伤，”我说，“甚至是脑损伤。”

他点点头。“她失血过多。”他说。这并不是个问句，可我还是回答了。

“是的。”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从贝塞斯达48赶过来，”丘特斯基说道，“他个把小时后就到这里。”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一个朋友？从贝塞斯达？这是好消息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来的家伙是干什么的？来这儿干吗？而我想不出该问什么，好像我的大脑不大能按以往的效率运转了。

于是我看着丘特斯基拖了另外一把椅子在病床另一边坐下，拉着德博拉的手。他抬起头看着我。“德克斯特。”他说。

“哎。”我答道。

“你能给我来杯咖啡吗？也许再来个面包圈之类的？”

这问题让我惊讶了一下，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奇怪，而是因为这是他向我提出的，而且自然得跟呼吸似的。现在早过了我的午餐饭点，我还没吃东西，而且一点儿都不想吃。可此刻丘特斯基提起来，这个主意却不大对头，就像是在教堂里唱起《巴纳克尔·比尔》49。

不过，如果拒绝反而更奇怪，所以我站起来说：“我去看看有什么。”然后走到外面的走廊上。

几分钟后我端着两杯咖啡和四个面包圈回来。我先在走廊里停下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向里看去，丘特斯基正倾身向前，闭着双眼，把德博拉的手贴着他的前额。他嘴唇翕动着，生命监护仪的声音让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进门坐到椅子里，清了清嗓子，但他没有抬头。

我坐在那儿开始吃面包圈。差不多快干掉第一个的时候，丘特斯基终于抬起了头。

“嘿，”他说，“你买了什么？”

我递给他一杯咖啡和两个面包圈。他用右手接过咖啡，用左手的钩子挑起两只面包圈。“谢谢。”他说。他把咖啡夹在两膝之间，用一根手指翻开盖子，朝着钩子上的一个面包圈咬了一口。“嗯，”他说，“我还没吃午饭。我正等着德博拉的电话，想着可能会跟你们一起吃午饭。可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又咬了一口面包圈。

他默默地吃着，偶尔啜饮一口咖啡。我先吃完了。等我俩都吃完以后，我们就坐在那里看着德博拉，好像她是我们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偶尔机器会发出一声怪响，我俩会抬头看一眼。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德博拉继续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伴随着呼吸机的声音缓慢而艰难地呼吸着。

我至少坐了一个小时，心情并未突然变得阳光乐观起来。就我所看到的，丘特斯基也是一样。他没有痛哭流涕，但看起来疲倦而低沉，比我把他从切掉他手脚的家伙那里营救出来那次还要糟糕。我想我自己看上去也比他好不了多少，尽管我从来不担心这个。事实上，我从来都不怎么花时间在担心上。我只是计划、安排，确保晚间的特别行动万无一失。担心纯粹是个不合理性的情感活儿，在此之前，我从没为它皱过一下眉。

可现在呢？德克斯特担心了。这真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办法。我立刻掌握了这个技巧，除了担心没别的好做，总好过啃指甲。

当然了，她也可能没事儿，是吧？“现在还没法儿说”显得像个预兆。我该相信这个说法吗？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医学程序来规定该如何通知亲属，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亲人可能会死或者变成植物人？一上来就告诉他们噩耗可能不太好，所以从“现在还没法儿说”开始，再一点点地把最终的坏消息透露出来。

可是，不是有法律规定大夫必须告诉患者或患者家属真相吗？也许只是规定？真有这种“从医学上说”的说法吗？我不知道。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世界，我也不喜欢，但不管真相是什么，现在的确还没法儿说，我只好等着。令人惊讶的是，我不像我一向以为的那么善于等待。

我的胃又开始叫唤的时候，我以为一定已经到了晚上，可看了一眼手表，还差几分钟才到四点。

二十分钟之后，丘特斯基从贝塞斯达来的朋友到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没想到来人是这个样子。那家伙不到一米七，秃顶凸肚，戴着厚厚的金边眼镜，他来的时候带着两名医生，其中一个是刚刚给德博拉做手术的那位。他们跟着他，像高一学生跟着校花，一副急于讨好的样子。那家伙进来的时候，丘特斯基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