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时间计量与对时间的理解

作者：任杰

一、时间与时间计量

每当提到对“时间”的理解，科幻迷们总是兴趣盎然，人类目前所知的一切文明都生活于时间之中，当书写一种新的生物、种族时，给他们设计一种全新的理解时间的方式，是一个不错的实现科幻惊奇感的方法。比如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里，那个能够预知未来的种族“七肢桶”，他们概念中，过去和未来，原因和结果的区别并不大。现实中我们也经常一厢情愿地定义人类各个文明间理解时间的差异，例如一些文章会说，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念是循环式的，西方则是直线式的。很可惜，这不但与史实不尽相符，也没有看到中西方对时间的认识具有共同的科技基础。实际上，世界各文明的时间观念整体上是大同小异的，对时间的理解都具有周行性和直进性的特点。

“时间”，顾名思义，本意指的是时之间隔，而提到间隔，自然就有多少、大小之别，也就是说，时间本身与量的观念分割不开。如果去追究英文time的词源，也会发现，这一词汇源于原始日耳曼语，也包含有间隔之意。在这一点上，现代中英文颇有相通之处。当然，现代中文的“时间”词意应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古文献中的“时间”一词是目前、一时之意，与今不同。而如果进一步追究“时”的含义，会发现其原初之意很可能是指季节，即所谓“四时”之中的“时”，《尚书·舜典》篇中有“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句，其中将“时”列于“月”之前，“时”明显指的是比月更长一些的季节。有趣的是，拉丁文中的时间一词——tempus之原意也有季节之意。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古代传统又不谋而合。季节，作为有特定所指的时间段，当然也包含着量的观念，对时间的量化认识应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自然有其变化的节律，人类作为在自然界成长起来的高级生物，天生就具有把握这种脉动的能力。比如，在16、17世纪，伽利略等西方科学家仍会用数脉搏作为实验中计量时间的手段，正是在利用人本身的节律，当然，我们现在有了更精确、稳定的计时方法，情势出现了反转，脉搏速率已成为我们计量的对象。又如清代学者赵翼曾有一首诗名为《五更不寐》描绘了凭借自身感觉断定时间、安排作息的现象：“倚壁灯光小炷留，宵眠醒必五更头。吾身自有时辰表，不用鸡人报晓筹。”

故而可断言，对时间加以计量是人类在蒙昧阶段即已产生的文化现象。相关的史学研究亦证明了这一点。时间计量的产生早于人类进入以文字、城市、金属工具为标志的文明时代之前，甚至早于人类进入定居农业阶段之前。这并不难想象，昼夜黑白的循环、一年四季的更替（温带地区）如此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节律感的人类对之产生粗略的长短观念是一种必然。大约在三万年前，人类掌握刻痕计数能力之后，应该已经产生了利用具体数字对时间进行的计量。不过对于早期计量针对的单位究竟是日，还是月？学者们存在争议，在西方，认为计月早于计日似是主流。欧洲发现的一两万前的一些洞窟壁画中的黑点被考古学家们认为是计月的遗痕。而民族调查亦能对时间计量产生极早的观点予以佐证，我国云南少数民族独龙族早先有用结绳来计日以庆祝节日的传统，反映出对时间的计量可能产生于有完整的数字表达语言之前。

所谓时间计量，其本质就是利用周期往复的现象去反映时间的流逝。年、月、日及其背后的天文现象，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且又普遍可见，故而成为世界各民族用以计时的共同依托。很遗憾，中国人并不是外星人，在对时间的理解上，我们本质上和西方没有不同，然而，在细节上和文化上，我们有着自己的特色。

二、中国古代时间计量的发展

在文明初创阶段，时间计量的主要发展是历法的产生和渐趋成熟。所谓历法，主要就是对年、月、日这几个自然时间单位的调配。在这一时期，世界各文明古国的主流是使用阴阳合历，即在年和月之中，以月作为首要的时间单位，再设置闰月以反映年的实际长度。阴阳合历在我国至晚产生于殷商时期，并一直流传后世，直至民国元年推行公历之前都是我国传统的官方历法。

历法初步成熟有两个公认的标志：四分历的发明和默冬周期的发现。所谓四分历，即使用365.25日为历年平均长度；默冬周期则指阴阳合历中采用19年7闰的置闰周期。掌握了这二者，说明对年日关系、年月关系分别形成了较精确的掌握。欧亚大陆各主要古文明对这两者的发现时间大多在伯仲之间。我国对四分历的使用大概始于战国初年，比古埃及明显要晚；而对默冬周期的发现约在春秋后期，比正牌的古希腊天文学家默冬公布其周期还早一百多年，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阴阳合历已经发展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历法只反映一日以上时间的计量，而在历史上，对一日以内时间段进行的计量日益重要。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日内计量也已有发展，史载齐国名将司马穰苴曾在军营中“立表下漏”，是为我国日内计时之滥觞。不过到了战国后期，在孟尝君鸡鸣狗盗逃出秦国的故事中，函谷关仍在用鸡鸣报晓的方式报时，说明当年即便在边防重镇，日内计时的传统仍欠发达。我国日内计时真正的繁盛大致始于秦始皇时期，成于汉武帝时期，这时将全天分为百刻的时制开始行用。

如此细密的计时方式必然依托于精准的技术，不过关于汉代采用何种具体计时仪器仍然是一个谜。日晷逢黑夜、阴雨便无法使用，故而将全天进行划分的时制必然要依托人为制造的往复式仪器——也就是古人称的“漏”——来实现。“漏”与我们现代人所用的钟表同属于守时器，其计时起点需根据天文现象给出，不能独立计时，正如我们买来钟表时首先需要调表一样，其实它们只是用于保存天文方法得到的时刻。所以“漏”在正常使用时，需能预测天文时间的到来，如在古代，经常面对的问题是预测第二天天明的时间，这就要求“漏”至少应实现24小时的连续运转。而这在技术上并不容易实现，需要解决一系列的技术难题，我国到唐宋时期，水漏历经改进，逐渐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汉代水漏究竟能否实现高精度的守时，具体采用何种结构，这些都还存在不少争议。不过可以肯定，正是秦汉时期出现的高精度守时器确保了我国使用昼夜均分时制的传统，而在西方，直至中世纪后期机械钟在市镇中普及之前，长期行用的都是将昼夜各自加以分割的时制，相较而言，无疑我国的时制传统更为现代，也更加均匀，便于精准的时间计算。

精准的时间计量在古代无疑属高端传统，主要存在于宫廷和大城市，并非随处可得。因而我国古代也有将精准的时间信息进行播报的传统。三国时期，魏国的田豫曾以“钟鸣漏尽”之语来表示年龄到了应该功成身退，这说明当时用漏守时、用钟报时已经成为较常见的行为。至唐宋时期，地方已经多在城市中心的谯楼设置钟鼓进行报时，而至明清时期，地方司时系统已经普及到了很多县城。这说明古代中国的精准时间计量并非空中楼阁，地方上尤其在市镇中，日内计时传统仍广有影响。明清小说中常出现的“某牌时分”是其一个表现，“某牌”是指官方挂在鼓楼等显要位置的时辰牌，管理者会依照时辰进行更换。

对时间计量信息进行普及是历朝统治者着力的对象，一个显著的证据是历朝都十分重视历书的颁行。这是因为时间计量的进步与公共化会有利于社会行为同步化的实现，这不但是由于传统的与天运相符的追求，也来自于实际的政治需要。近代以来钟表大普及的背后就在于不少权势人物在积极推动，因为这会使集体行为更有效率，《红楼梦》中对王熙凤打理宁国府时曾有一段经典描述，其中，王熙凤直言，随她做事都应随身带时辰表。追求发展时间计量的政治取向一直是使我国时间计量蓬勃发展的强力动因，例如我国古代曾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水运浑象，可自动计时、报时，堪称近代机械钟的祖先，这些大型时间仪器的制造成本不小，社会之所以会如此投入，显然背后有我国传统政治观念的推动。此外，与此相关的天学、宗教观念也是推进时间计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军事、航海的实际需要也不能忽视。

如果说，中国古代时间计量相对西方的进步一面是均匀的时制及其背后的技术依托——高精度大型漏刻，其优势的产生主要在于管理、维护层面，那么中国传统的落后之处可能主要导因于缺乏科学的空间观念。据说中国传统中提到时空时以“时”为先，而西方则惯将空间置于时间之前，可以认为在西方文化中，空间观念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以日晷为例，其本质是借助太阳的空间运行轨迹对一日以内的时间进行分割，传统中国人因几何学发展不完善，曾长期在地平面均分太阳轨迹来描述均等的时间段，所得自然偏差不小，而符合科学特征的赤道式日晷直到宋代才得以发明。又如精准的时间计量必然要面对两个时差——均时差和“里差”。二者在西方古典时代都已被希腊天文学家认识到，后者指不同经度地方之间的时刻存在时间差，是现代设置时区制的原因，古代中国因为无地球观念，故而对此长期未能认识，直到元代才发现地方时的不同。均时差则是指真太阳时和平太阳时之间的差，一年中最多差约半小时，其原因在于太阳视运动实际轨迹是地球自转和公转两种运动的复合，故而真太阳的轨迹并非匀速，用其描述每日的时间会出现偏差。因为缺乏明晰的物理图景，这一问题在明末传教士东来之前，也基本未被我国古人所认识，只有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提到真太阳日会有迟速不均的现象，可惜其描述与实际现象并不相符。

是的，虽然生活在同一颗行星上，但中国人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宇宙结构并不相同，我们的漏刻技术遥遥领先，然而当以日月群星为钟时，偏差的裂痕逐渐呈现出来，很遗憾，世界并不是中国人想象的这个样子，错的是我们，还是这个世界呢？

三、中国传统时间观念的特色

在许多西方幻想作品中，对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呈现出一种异质化的描绘，比如，认为中国的时间观念缺少物理测度思想，不追求时间的准确性，时间紧迫感不强，故而能对时间流逝泰然处之等等观点——想想看某些动画或游戏里的“熊猫人”种族。然而，尽管世界观有所不同，出于社会和生活的需要，对于时间的精确计量和控制的意识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实际上中国古代有大量的惜时诗流传，甚而田园诗人陶渊明也有“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之句，显然，这绝非泰然的态度。而“时间就是金钱”的古代版——“寸金寸阴”之说至迟自商贸开始发达的元代就已有流传，亦远早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

关于时间的一些经典议题，如时间的定义、时间的流逝性特征、时间是否具有连续性、时空是否可分、是否具有相关性和统一性等，中国古人也大多有所讨论，相关记载大多在先秦诸子和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即可找到，内容可谓丰富。对于时间的同质性，古人也有讨论，《管子》中就有这样的问答：“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曰：同。”这是认为同时性具有绝对性的观点。

不过这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不同意见，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中颇多对同时性相对性的描述，堪称古代中国最具玄幻色彩的时间理解。如《隋书·经籍志》中载有一篇《洞仙传》提到东阳人王质入山伐木，遇见几个童子围棋歌笑，就将斧子放在一旁观棋，童子给他一个枣核般物件令他含住，一会儿，童子说你来得已久，可以回去了，于是王质去取斧子，却发现斧柄已经烂尽，回家后数百年已去，早已物是人非。这便是有名的烂柯山故事，可以说，此类传说已有些接近时间旅行的意味了。不过若细加追究，这类故事表现的只是不同空间中的时间流逝有快慢之别，就是所谓的“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并没有时光的倒流或者随意的时空穿梭。

其实，传统国人之所以没有时间旅行的创意是与他们的时间观念分不开的。中国传统时间观念中，最为紧要的便是对天时的尊重，人的行为只有顺从天意、时势才会得到好的结果。但天时是变幻莫测的，故而人们会用占卜的行为去试图把握它。且天时还涉及经常与时并用的另一个概念——“序”，序也有季节之意，但同时又有隔墙的意思，抽象开来则表示次序。次序的观念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时间流逝的本质。而每一个时间段都处在这种次序之中，故而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每一个时间段都有其特定的吉凶含义，生辰八字的传统就反映了人们对时间的网格化理解。古人也因此特别重视很多重要行为的时间，比如据美国女画师卡尔的回忆，她给慈禧作画时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都需事先问卜过。这种时间观念与近代以来流行的同质化的时间理解截然不同。对同质化的时间来说，时间旅行的想法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在传统中国时间观念中，时间就像一张铺开的“天网”，每一个网格都有着特定的含义，在其中自由穿梭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网格是对次序的一种表现，对时序的颠覆在传统观念中也绝非让人赞同的行为。

科学史家柯瓦雷曾在其代表作《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中描绘西方近代时空观念在科学革命中的变革历程，从哥白尼到牛顿，一种同质化的无限的时空在这一思想历程中逐步诞生。在同质化的时间之河中，各处的河水都是一样的，船才可以在其上加速或逆行，时间旅行才有了存在的可能。因为告别了有更多隔膜的古代时空观，西方的时间旅行科幻才得以解放。而在当代中国，同质化的时间之河与异质化的时间网格并存，在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理解差异极大，于是，我们有了各种不同的时间故事，传统的时间旅行与充溢玄幻气息的穿越重生齐飞，我们生活在一个冲突的时间节点里，它会变得更加混乱，还是更加清晰呢？希望时间能给出答案。

任杰

科学史博士，中国计量大学教师。从事计量科技的历史文化研究，在时间计量领域有多篇论文发表。曾获2016年清华大学“科史哲青年著作奖”。

「时间体验，难落言诠，故着语每假空间以示之，强将无广袤者说成有幅度，若“往日”“来年”“前朝”“后夕”“远代”“近代”之类，莫非以空间概念用于时间关系，各国语文皆然。」

——《管锥编·左传正义·庄公六年》 钱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