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彭七月在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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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云锡,《百冰治百病》的作者,这是彭七月想见到的第一个人。

沈云锡生于1922年,死于1967年,享年45岁。

彭七月的脑海里有一团纠缠不清的绳子,要理顺它,必须找到绳头,沈云锡就是这团乱绳的绳头。

彭七月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把第一站放在1966年,他想认识沈云锡,认识他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和他交个朋友。但是有句话彭七月是始终不能说出口的,“沈先生,你明年就会死的。”

对时空隧道来说,四十四年只是一段小小的跨度,而对彭七月来说,却是一段漫长、充满未知的旅程。

手腕上的卡西欧电子表,显示日期的数字正在飞快地倒退。当刑警以来,彭七月见过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就是没见过手表倒着走。

车厢里响起一个亲切的女声:

“亲爱的乘客,1966年到了,请去1966年的乘客从右门下车。欢迎您再次乘坐上海地铁时空专列,再见。”

手表上的日期停顿在1966年6月15日下午2点,恢复了正常的走时。

大虫缓缓停下,彭七月准备下车,屏蔽门和车门同步开启,彭七月朝外面一看,迎面竟是一堵墙。

怎么搞的?让我怎么下车嘛!

嘟!嘟!车门响起催促音,彭七月定了定神,看了看这堵墙,发现墙体与站台边沿有一段空档,正好可以放下一只脚。

彭七月没有再犹豫,勇敢地跨了出去,身后响起车门的关闭声,列车隆隆地驶走了,带走了光明,周围陷入一团漆黑。

1966年的时空车站,居然是一堵墙?

彭七月象只蝙蝠一样贴在冰冷的墙面上,屁股顶着站台的屏蔽门,前面是墙,后面是门,彭七月就象两片面包中间夹的一片肉,成了三明治。

彭七月摸出那只“蓝冰”打火机,嚓地打出火苗,借着火苗的光亮,他看清了,这是一堵普通的红砖墙,外面砌了一层薄薄的水泥,水泥已经剥落,出现裂缝……

咝咝咝……有声音灌进他的耳朵,彭七月斜着眼睛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墙面的裂缝里伸出一段导火索,正好被打火机点燃了,咝咝地燃烧着……

我的妈呀!墙里埋了炸药?

其实彭七月有好几件可以用作照明的东西,手电筒在旅行袋里,手机在裤兜里,可他偏偏拿了打火机!

彭七月想把导火索掐灭,可燃烧速度之快,没等彭七月伸手,已经渗透到墙里面去了,现在彭七月唯一能做的,就是抱头、弯腰、弓身,等待天崩地裂的——

轰隆!

墙面在震撼,碎裂的砖石擦彭七月的背脊飞溅出去,所幸墙体没有坍塌,只是小型的爆炸,把墙面炸开一个直径五十公分的窟窿。

扒着窟窿,彭七月小心翼翼朝外探望,一股腐败的臭气扑鼻而来。难以想象,他看到的是一个房间,大概有七八个平方,垃圾遍地,散落着青菜叶、煤饼渣、瓜果皮、纸屑杂物,一大一小两只老鼠正在争食一堆残羹剩饭……

彭七月终于看清楚了,这是一间老式的垃圾房。上海人称之为“垃圾洞”,通常和公共倒粪站连在一起。那时候还没有塑料垃圾桶,弄堂里都有这种水泥砌的垃圾房,“房门”是一扇低矮的铁皮门,只到人的腰部,上面留出一段空档,居民把每天的垃圾装在铁皮簸箕里,从这个空档倒进去。所以说,以前的垃圾是“散装”,现在是“袋装”。

时空隧道的出口隐藏在弄堂的垃圾房里,真是一个绝妙的设计。

这就是彭七月来到1966年做的第一件事:炸墙开路。

彭七月从窟窿里爬出来,一只正在啃西瓜皮的老鼠飞快地从他脚底下钻了过去,彭七月没留神踩了它的尾巴,吱!一声鼠叫,彭七月知道自己侵犯了它们的领地,说声对不起老鼠也听不懂。他从垃圾堆里扒出一张破草席,暂时把窟窿掩盖起来,心想,这个出口可不能让别人发现,等我办完事,还要原路返回呢。

2

彭七月从垃圾房里爬出来,脚下踩的既不是水泥路也不是柏油路,而是一条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石子路,用成千上万块不规则的碎石排列筑就。

彭七月确信自己站在1966年的马路上。这种“弹格路”当时随处可见,仅在南市区老城厢就有两百多条。在“弹格路”上骑自行车会觉得颠簸,它的优点是下雨天不积水,因为下面铺的是煤渣。据说林彪在上海的时候,专门让司机在“弹格路”上为他驾驶汽车,这种一颠一颠的感觉就是他的安眠药。

如今“弹格路”已经绝版,消失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只留在上海人的记忆里。

彭七月的童年也在“弹格路”上玩耍过,所以他特别激动,他蹲下身用手抚摸着粗糙的路面,眼睛有点湿润。

四十多年的时空就这么一步跨过来了,太不可思议!

彭七月拿出从城市档案馆拷贝下来的旧地图,虽然是1980年版的,但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上海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市政建设,因此地图上的变化不大,不象现在,每隔半年就要推出新版地图。

他现在的位置是南市区的石皮弄,别以为石皮弄是一条小弄堂,其实很大,它西邻松雪街,东靠河南南路,南抵复兴路,北面是方浜中路。这块半平方公里的地域,2000年以后已经全部拆迁,变成一个叫“太阳都市”的高档住宅区,划入了黄浦区的版图,“石皮弄”这个有典型旧上海风味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了。

已故画家陈逸飞在拍摄电影《人约黄昏》时曾在松雪街取过景,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这部电影,这大概是唯一的影像纪录了。

彭七月提着黑色人造革旅行袋,象从外地来上海的采购员,背着一只军用帆布双肩包,塞得鼓鼓囊囊,帆布上印着那行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还有毛主席的头像。这是他从重庆南路一家旅游户外用品小店里买来的,店主告诉他,时下最酷的旅行背包不是North Face,而是这种土得掉渣的帆布军用包。

“轮回呵,1966年也在流行这种包……”彭七月心里说。

“朋友,看看这个吧!”店主指着柜台,那里摆满了五花八门的毛主席像章,大的粗如碗口,小的就象一枚戒指。

“昨天来了个大胡子老外,买了十个,全部别在一顶磨损得起毛的军帽上,戴在头上兴冲冲就走了。别以为人家穷,他给我的名片,还是一家跨国公司的亚太地区总裁呢!”

彭七月心想,等我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一百个这样的像章吧,咱也做回倒爷,至少把路费挣回来。

穿过石皮弄,来到河南南路。一辆66路公交车从他面前驶过,车尾冒出浓浓的柴油味。这种铰链式的巨龙车型,有三扇车门,比现在的空调大巴士还要长,让彭七月有一种陌生的亲切感。

他下意识地举起手,想拦一辆出租车,但很快就把手放了下来,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出租车”大概要在二十多年后才在街头出现。

街头的汽车,除了上海牌轿车、苏联的伏尔加牌轿车,就是东风、解放牌卡车,还有一种叫“小乌龟”的载客车,其实是一种带车蓬的三轮摩托。除此之外,更多的就是自行车了,都是28寸的永久牌或凤凰牌。

彭七月没有骑过28寸的大车,跟很多人一样,骑的是26寸的捷安特。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彭中国的车技相当好,好到什么程度?他可以一边骑车,两只手不握车把,端着一碗大排面吃。

彭七月一路走着,欣赏着1966年的街景:

沿街的墙上,毛主席和林彪的画像随处可见,与之辉映的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大字报,墙上、门上、电线杆上、移动的车身上,凡是能贴的地方,都成了大字报的天下,上海成了一座纸糊的城市。

“愤怒声讨三家村!”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把资产阶级的杏花楼砸个稀巴烂!”

一张刚贴上去,浆糊还没有干,新的大字报就覆盖了上去,如此一张一张叠加起来,竟有寸把厚,有的干脆往高处贴,你贴到两米,我贴到三米,发展到要搭人梯去贴大字报,中国杂技在国际上一直拿金牌,估计与此是有血脉关系的。

彭七月正在饶有兴趣地张望,从北边过来一支游行队伍,队首扛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足有两层楼那么高,敲锣打鼓,满脸兴奋,还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那情形就象球迷们为申花队拿了中超冠军而欢天喜地,彭七月知道,这是在庆贺又一条“最高指示”的出炉。几个人站在一辆慢行的卡车上,有的散发红色传单,有的挥舞着手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声嘶力竭喊着口号: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路人都驻足观望,随之振臂高呼,彭七月也跟着喊了几声,挥了两下胳膊,然后把手伸进了黑色旅行袋……

袋里有一台佳能DV摄录机,隐藏的镜头对准了外面,这可是珍贵的影像资料,能证明自己确实返回了那个年代。

3

河南南路、蓬莱路口的一幢暗红色砖墙的建筑物,解放前曾是沪南警察局,解放后变成了南市区公安局。

此时,公安局里传出震天的口号声,大院里正在开批判大会,三个中年人双手被反绑着,强迫跪在地上,人的胳膊象飞机展开的双翼,这种姿势俗称“坐喷气机”。他们脖子上挂着牌子,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上用黑色的毛笔打了大叉,台下有一百多个人,都是基层民警和家属,群情激愤,有人在控诉,控诉完有人带头喊口号,众人随之高呼,很有一套程序。

彭七月估计,这三个人是公安局的正、副局长和党委书记。

在那个年代,一个简单的流程是:基层单位的小人物(如勤杂工、清洁工、烧锅炉的、泡开水的、食堂的烧饭师傅,等等)组成一支造反派,把单位的一把手、二把手揪起来批斗,你可以把局长的办公室砸得一塌糊涂,你可以抽局长的耳光、朝党委书记脸上吐唾沫,你非但没有罪,反而成为万人瞩目的英雄。王洪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小干部一跃升为国家副主席,平步青云。

由于毛主席公开支持这样的“夺权”,因此短短数月间,自上而下,所有的国家机关都被砸烂,陷入瘫痪,上海的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在人民广场被万人批斗,游街示众,就连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都难逃一劫。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也叫“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河南南路的尽头在中华路,经过迎勋路,来到陆家浜路,这里叫大兴街,会景苑宾馆的前身——酱菜厂还在那儿。

铿锵有力的歌声传来,一群红卫兵正在大跳街舞,当然不是Hip-Hop而是忠字舞,这些高中生穿着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胳膊上戴着写有“红卫兵”三个字(系毛主席题词)的袖章,让彭七月联想起戴着袖章的纳粹冲锋队。他们一个个动作机械,嘴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手舞足蹈做出象征性动作:天上高悬一轮红日(就象现在的股民仰头看证券公司大屏幕)、发自内心地热爱领袖(心绞痛发作)、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用脚踩蟑螂)……

用现在的标准看,这种毫无韵律的所谓舞蹈,其实跟广播操没什么两样。

彭七月一边看热闹,用隐藏的DV拍摄起来。

有个红卫兵长着一张木瓜面孔,象周杰伦,彭七月就把镜头对准了他,也许是他的反常动作引起了注意(那时候人的警惕性特别高,象夜半的猫头鹰),象周杰伦的红卫兵朝他走了过来,大喝一声:“喂!你——”

彭七月赶紧把隐蔽的摄像机收起来。

“你什么出身?”

彭七月怔了一下,马上回答:“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周杰伦”好象很不满,对他又喝道,“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嗯!”

现在人可能听不懂他话中的含意,好在彭七月动身前恶补了一些文革资料,很快明白过来——忠字舞可不象街舞,给你看热闹,除非你站得远远的,否则必须“互动”,加入他们的行列。不然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不敬不爱戴,是大有问题的。

彭七月稍微犹豫了下,指着沉甸甸的背包和旅行袋,正想解释,行李多不方便,却发现不妙——好几个红卫兵都朝自己瞪起了眼珠。

彭七月深知红卫兵的厉害,尤其在文革初期,只要他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这个人活活打死,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当时的“公检法”(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构成的法律体系)已经被摧毁,这些单位内部都在忙着夺权,整天批斗这个,批斗那个,街头喋血,就象现在的乱穿马路一样,谁来管你!

彭七月倒不是害怕这些十七、八岁的毛孩子,凭他的专业身手,哪怕赤手空拳,对付五、六个人也不在话下,可自己千里迢迢肩负重任,不是来打架的,就当回缩头乌龟吧。

其实,彭七月更担心的是背包和旅行袋里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摄像机、相机……红卫兵当然不会认得这些四十年以后的数码产品,肯定会说这是“间谍工具”,那样一来,自己就成了“美蒋特务”、“台湾间谍”,哪怕自己是散打冠军,也敌不过上百个愤怒的革命群众。若被当街活活打死,那才叫“出师未捷身先丧”!

彭七月赶紧放下行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好在彭七月经常去蹦迪,尽管从没跳过“忠字舞”,但他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领,模仿得惟妙惟肖了,还走了几下“太空步”,对已故的天王杰克逊致敬。

4

穿过陆家浜路,沿着车站南路,彭七月来到与徽宁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幢三层的建筑物,这是他返回的第一个目的地:斜桥地段医院。

当时的城市医疗体系,分市级医院、区中心医院、街道地段医院、里弄卫生站四个等级。和现在人即使患了感冒也要一窝蜂上大医院看病不同,当时的卫生医疗体系分布合理,功能完善,根本不存在医生拿红包、捞回扣的拜金风气,大家都是规规矩矩地做人。因此,即使在规模不大的地段医院,也涌现出不少医术精湛的好医生甚至是名医。沈云锡就是其中之一。

翻开沈云锡的从医史,有着一层非常特殊的“亦医亦商”的色彩,这与他的祖上是分不开的。

沈云锡的爷爷是药贩子,当时的药贩子,可不是现在的穿着名牌西装,提着考克箱穿梭于各大医院的药厂推销员,他们必须深入深山老林,从当地的农民猎户手里收购中药材,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十分的辛苦。沈云锡的爷爷专门做西藏红花的生意,这是一味活血祛风、治跌打损伤的名贵药材,和灵芝齐名。后来在贩药途中,为了躲避土匪的追击,沈云锡的爷爷从马背上摔下来,落下残疾。眼看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便孤注一掷,在太湖边的庙港镇开了一家叫长生堂的中药铺。虽然只有单开间的门面,但在方圆三四十里地之内却是独一无二的药铺,附近的大沙山、小沙山、笠帽山这些岛上的渔民买药都要到这里来。

沈云锡的童年,就是在狭窄的店堂、排列整齐的药柜、放各种丸散的瓷缸、充满燃烧艾蓬时发出的那种清香中带着辛辣的气味中度过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沈云锡的爷爷在太湖边的第二大集镇——震泽镇上开了一间有五开间门面的分号,由沈云锡的父亲管理,生意兴隆,把镇上另一家大药铺荣春堂的生意抢走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三年不到,长生堂就毁于日军的炮火,三名伙计全被炸死,沈云锡的父亲因为外出,躲过了一劫。

痛定思痛,沈家父子决定把家业转移到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上海的租界里去。1939年,位于法租界的恺自迩路(现在的黄浦区金陵中路)上,长生堂的总号开张了。两年后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最安全”的地方名存实亡,好在日本人只想统治支那人,并没有消灭中医药的打算,只是设置了严格的行规,禁止与共产党、国民党做生意,老老实实卖你的药。

在这间祖孙三代人经营的中药铺里,与药贩子出身的爷爷、充满商人头脑的父亲不同,沈云锡更爱钻研中医药理论及治疗,用现代话来说,他有点书呆子气。要知道,从有文字记载的战国时期的扁鹊治病开始,中医药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远远超过西医。中医的博大精深,属于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任何人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

在沈云锡的坚持下,长生堂的一隅开设了中医坐堂,沈云锡先后拜了三位老中医为师,在他的虚心学习、潜心钻研下,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日趋精湛。经络、丹田,从拔火罐、扎经针到治杂病、难症,到后来,师傅借口年迈体弱回乡养老,离开了长生堂,其实是因为徒弟的本事超过了自己,师傅面子上挂不住。

当时的长生堂,虽比不上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这些上海滩的百年老字号,但沈家人诚守经营,不仅卖的药真材实料,沈云锡几乎手到病除,而且只收抓药钱,治疗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成本费,良好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病家络绎不绝。

那时候,沈云锡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1945年抗战结束,因为给日本宪兵队沪南分队的大佐太太治愈过妇科病,沈云锡被军统特务以汉奸罪名逮捕,关进了提篮桥监狱。沈云锡的爷爷和父亲花了三十根大条(十两重的金条)疏通关节,才让沈云锡无罪获释。同年,沈云锡的爷爷心力交瘁,中风死去。

1953年掀起了公私合营潮,表面上是合营,实质是将私有财产公有化。长生堂与一家国营中药店合并,改名“人民中药店”,挂了几十年的“长生堂”金字招牌摘下来,放在床上当铺板还嫌窄,最终只能劈了当柴烧,对此,沈家父子非但不能有任何情绪,还要脸挂笑容,敲锣打鼓,放鞭炮来欢迎,其中的苦涩可想而知。沈云锡的父亲当了中药店的挂名顾问,作为股东,每月可以领取五十元的股息,足以让全家人吃穿不愁,但心底始终郁积着一口气,中医术语叫“毒火攻心”,一年不到就吐血身亡。

沈云锡因为声名在外,斜桥地段医院和南市区中心医院都表示欢迎他前去。沈云锡最终选择了斜桥地段医院,那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内科到外科,从西医到中医,院里的阑尾炎手术、自行配制的脚气药水,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沈云锡当了中医科的副主任,凭着一贯的妙手仁心,成了院里的第三块金字招牌。沈云锡之所以选择这里,也是想找一块宁静的地方,安心行医,潜心钻研,在这期间,他写了三本中医药方面的书,《百冰治百病》是最后一本。

沈云锡只想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干自己喜欢的活,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远不是他这种小人物能够想象和承受的。如同狂风暴雨下,一只卡在枝杈上的鸟窝想不从树上掉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风雨之大,风雨之猛,百年老树都有可能拦腰折断,何况地段医院这样一棵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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