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二天是星期五，五月的第四天。我没去办公室，而是来到郡政府档案馆，而他们当时正忙着搬家，乱得不可开交，便叫我下个月再去。于是我去了《时报》报社的办公室，用一架微缩胶卷阅读器查阅了他们所有的资料，搞得我腰酸背痛。不过我的确查到一点——如果死亡通告是正确的话——迈尔斯死了，死于我被埋在冷冻装置中之后十二至三十六个月内的某一天。他自己倒没在洛杉矶接受冷冻休眠。

当然了，没有法律条文规定他一定要死在洛杉矶，你可以死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们从来没打算要控制这个。

也许，萨克拉曼多有更详尽的州内档案记录，我决定哪一天非得去查查看不可。我谢过《时报》的图书管理员，出去吃午饭，最后回到受雇女郎公司。

有两个找我的电话和一份留言，都是芭拉的。我扫了一眼留言，一看到“最亲爱的丹”的字样就明白了，我立刻把它撕了个粉碎，然后告诉接线员，不要把任何斯库尔兹夫人打来找我的电话接进来。随后，我去了财务处，问总会计师有没有办法査到过去股票所有人的历史记录。他说他可以帮我试一试，于是我给了他我记忆中的股票证券号，也就是我所拥有的原始受雇女郎公司股份。这并不需要什么记忆天份，我们发行了恰好一千股，我拥有前五百一十股，而芭拉的“订婚”礼物是从前面最尾部分算起的。

我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发觉麦克毕正在等我。

“你去哪儿了？”他想知道。“出去走了走，就在附近。怎么了？”

“这个理由并不充分。盖洛维先生今天找了你两次。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告诉他说，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噢，为了保险起见！如果盖洛维想找我，最终他总会找得到我的。他把时间都花在照直兜售商品上了，什么花样也没有，如果他肯花上一半的时间想出些全新的聪明法子，公司的境况应该会好得多。”盖洛维开始烦我了。他本应负责销售，但在我看来，他恐怕是在一心一意地多管闲事，给负责我们公司产品的广告代理添乱。不过我心怀偏见也是事实，工程设计是惟一吸引我的部分，其它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乱七八糟一大堆，纯粹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儿。

我知道盖洛维想要我干什么，老实讲，那简直是勉为其难。他想让我穿上 1900 年的服装拍照片。我已经告诉过他，我可以穿上 1970 年的服饰让他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但 1900 年，连我老爸还要再过十二年才出生呢。他说没人会分得出两者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告诉他说别以为别人都是傻子，于是他指责我态度不对。

这些人所经营的不过是企图愚弄大众的想当然的东西，他们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就没人懂得读书写字了呢。

麦克毕说道：“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工作态度，戴维斯先生。”

“是吗？那对不起了。”

“你现在的处境其实很不寻常。你的确是挂在我部门的名下，但在广告部和营销部需要你的时候，我理应保证你可以随时应召。从现在开始，我认为你最好和其他人一样打考勤表……而任何时候，如果你需要在办公时间内离开办公室，最好先问过我。请看着办吧。”

我慢慢地暗自在心中数到十，用二进制符号，我发觉用这方法来控制情绪颇有成效。“麦克，你自己要打考勤表吗？”

“呃？当然不了，我是总工程师。”

“那你就是吧。隔着一道门，随便你怎么说都对。不过，瞧这儿，麦克，我在这家公司里做总工的时候你还没胡子可刮呢。你真觉得我必须屈从于考勤表吗？”

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也许不。但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就别想拿到工资。”

“是吗？又不是你雇了我，你也雇不起我。”

“嗯……我们等着瞧吧。至少我可以把你调离我的部门，转你去广告部，你该待在那儿。如果你有地方可待的话。”他瞥了一眼我的绘图机器，“显然，你在这里什么也没做出来，我不认为有任何理由让这台价格昂贵的机器再被占用。”他轻快地点点头道，“日安。”

我跟着他走了出去。一个勤杂工机器人滚了进来，在我的篮子里放了一个大信封，但我等不及去看那是什么了，直接下楼去职工咖啡座生闷气。

好吧，让他见鬼去吧。无论如何，我本来也没计划再在这里逗留多久。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晃晃悠悠地回到办公室，发现我的篮子里有一封公司内部信函。我打开信封，心想是不是麦克决定立刻行动了。

但信是从财务处来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戴维斯先生：

此信乃回复您上次要求查询股票的事宜。

关于那笔较大的股票，自 1971 年第二季度至 1980 年间，基于这笔原始股份的股息定期支付给一个信托单位，而该信托单位是以海茵妮克的名义设立的。我们公司重组于 1980 年，这之后，分股股票的所有权则有些含混不清，但数据显示相同数额的股票（重组后）被卖给了世界保险集团。直到现在，这笔股票仍在他们手中。至于那笔少量的股票，截止到 1972 年为止，其持有人是（正如您所提示的）芭拉·D·甄垂。之后，这手股票就被交付给鲭鱼承兑集团公司，他们随后便将股票化整为零，一点一点以‘不经证券交易所’的方式悄悄卖出。至于每一手股票接下来的具体历史以及重组后相对应的股票，如果有需要，可以继续追踪，但那需要更多的时间。

如果本部门在将来可以对您有任何帮助，请随时致电给我们。

Y·E·鲁切尔，总会计师

我给鲁切尔打了个电话，对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信息。我现在才清楚地了解到，我用来转让股票给丽奇的授权书从来都没被激活过。因为我所持有的股票，那切实显现在档案中的转让记录，很明显是一起欺诈行为，交易的受益人是芭拉。而那个充当第三方的人，可能是她的另一个傀儡，也可能压根就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她兴许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计划好要欺骗迈尔斯了。

很明显，迈尔斯死了之后，她短缺现金周转，所以把那小笔的股票全部卖掉了。然而，一旦股票脱离了芭拉之手，无论发生了任何事我都不在乎。我倒忘了让鲁切尔追踪一下迈尔斯的股份……那也许会引我找到丽奇，即使她现在并不持有那些股份。可现在已经是星期五很晚的时候了，我看我最好还是星期一再要他帮我查吧。此时此刻，我只想打开那个还等着我的大信封，因为我注意到了信封上的回邮地址。

我曾在三月初给专利局写过一封信，询问关于卖力海狸和绘图丹原始专利的事宜。我曾经坚信卖力海狸只是灵活富兰克的另一个代名词罢了，然而，这种信念却在我第一次遭遇绘图丹的伤心时分被动摇了。这个不知名的天才构想出了绘图丹，其设计与我当初的设想如此相近，以至于我曾考虑过是否又是同一个家伙发明了相同相似的灵活富兰克。

事实是，这两个专利都是在同一年申请的，而两者也都由同一家公司所拥有，或者说，在专利时效期满之前一直如此，由同一家公司所拥有——阿拉丁。

但我必须知道这人是谁，而如果这个发明家还活着的话，我还想要见见他。他或多或少总能教给我些什么。

我第一次写信给专利局，结果只收到一封打印出来的标准回信，声称所有已过期的专利现在都保存在卡尔斯拜德大黑洞国家档案局。于是我又写信给档案局，结果又得到一封打印回函，里面有一份收费表。于是我写了第三封信，附上一张邮政汇票（我才不用个人支票呢，谢了），要求打印这两个专利的全部信息——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工艺设计图及历史记录。

那个厚大的信封看上去正是我要的答案。

在面上的那个编号为 4307909，是卖力海狸的基本代码。我直接翻到工艺设计图部分，跳过说明书及其权利要求书不予理会。不管怎么说，权利要求书除了在法庭上有用以外，根本就不重要。而在申请专利之时写上一份权利要求书的基本意图在于，希望在最广泛的可能范围内，尽量声明在全世界享有该专利，然后让专利局的检察官仔细斟酌，逐条吹毛求疵——这就是专利代理出现的原因所在了。至于说明书，从另一方面讲，则必须基于事实根据，不过我读工艺设计图的速度可比我读说明书要快得多了。

我必须承认，它看上去并不太像灵活富兰克，它比灵活富兰克更好、功能更强、能干的事更多，有些连接还非常简便。基本概念倒是相同——但这也是很真实的事，作为由托森电子管控制的机器而言，卖力海狸这个祖先的工作原理一定会与我的灵活富兰克相同。

我几乎可以看到，我自己正研究着同样的一套设备……那种灵活富兰克第二阶段的型号，我曾在脑子里想过那类的念头——没有家用富兰克之种种限制的高级富兰克。

我终于开始在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中仔细翻看，寻找发明者的姓名。

我准确无误地认出了那个名字，是 D·B·戴维斯。

我看着这个名字，一边悠然自得地吹起口哨“时间在我手中”，一边合上文件。所以说，芭拉又撒了一个谎。我简直怀疑，在她灌给我的那一大堆胡言乱语中究竟有没有任何真实的成分在内。当然，芭拉习惯性的撒谎已经是一种病态的行为了，但我记得曾经在哪里看到过，说病态的撒谎者通常都有固定的模式，他们会以事实为根据，然后加以修辞、改造，倒不会沉溺于完全的想像中。太明显了，我这一款灵活富兰克从来没有“被盗”过，而是被转交给其他工程师进行调试，于是，该专利的申请便仍旧以我的名义申报上去了。

但是，和曼尼克斯集团的交易却从来未能成交，这个事实也是肯定的，因为这是我从公司的记录中查到的。可芭拉又说，因为他们无法制造出灵活富兰克，不能满足合同所需，所以和曼尼克斯集团的交易才搞砸了的。

是不是迈尔斯做了什么手脚，把灵活富兰克窃为己有，又故意让芭拉以为它已经被盗了呢？或者，也许更为贴切的说法是，“再次被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甩甩头，不再猜测此事，因为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猜得出的，比找到小丽奇还不可能。我兴许真得去阿拉丁公司找份差事来做了，这样才能侦查得出，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搞到这个基本专利权的，又是谁从这笔交易中获利。这也许并不值得，因为那个专利已经过期了，迈尔斯也死了，而芭拉，就算她从中赚到过一毛钱，那她也老早就把钱花个净光了。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单就这一点而言，我已经很满意了——就是：我已经亲自证实，我自己才是卖力海狸最初的发明人。我的职业自豪感已经得到了满足，而既然现在一日三餐无虞，谁又在乎那些个钱呢？反正我是不会在乎的。

于是我翻到 4307910，第一款绘图丹。

其设计图实在是件赏心悦目的作品，就算是我自己也不可能设计得更好了。这孩子，确实有一手。我很钦佩他经济实用的连接，而且他巧妙地利用电路把可移动的部分减少到了最低程度。要知道，可移动的部分就像是附着在上面的蠕虫，是麻烦的根源，属于只要有任何可能就要加以根除的东西。

他甚至用了一个电子打字机作为他键盘的框架，相信他的设计图肯定达到了 IBM 公司系列产品专利的标准。这才够聪明，这才是工程设计，永远不会重复发明任何你可以在大街上买得到的东西。

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有头脑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人。于是我翻开文件。

是 D·B·戴维斯。

过了许久许久，我终于拿起电话打给艾尔布赖特医生。他们把他找了来，我便告诉他我是谁，因为我办公室的电话没有可视设备。

“我听得出你的声音，”他答道，“嗨，孩子，你还好吧。你那份新工作干得怎么样了？”

“够好的了，不过他们还没能给我一个合伙人的身份。”

“给他们点时间嘛。其它方面还算开心吗？感觉到自己正重新融入社会吗？”

“噢，那是自然！要是我早知道这儿现在是个如此棒的地方，那我一早就接受冷冻休眠了。你是不可能要我再回 1970 年了，我绝不同意。”

“噢，得了吧！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年代呢。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农场上，我通常会去打猎和钓鱼。那时我很开心，比现在要开心得多了。”

“好了，每个人都各有各的喜好，我就比较喜欢现在。但是，瞧，医生，我打电话来可不是只想跟你聊什么哲学，我有点小问题。”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吧，总有解决办法的。大多数人都有些大问题。”

“医生，有没有任何可能性，长期休眠会导致失忆症？”他犹豫了片刻，然后答复我道：“其可能性当然是可以预见的。不过，我不能说自己曾经见过任何类似的病例，我是指，在与任何其它致病主因毫无关联的情况下。”

“那么，有什么事会导致失忆症呢？”

“致病原因有许多，而最常见的病因，也许是由于患者自身的潜意识希望所致。他会有选择性地忘记一系列事件，抑或是重新排列它们的先后顺序，因为事实真相对他来说是不堪忍受的。那是最原始的失忆症。其次，还有一种损伤式失忆症——即旧式的，由于头部遭到撞击而引起的失忆症。或者，也有因为外界精神力作用下导致的失忆症——在药物或催眠术的作用下所导致的。出什么事了？伙计？找不到支票簿了吗？”

“不是那样的。迄今为止，据我感受，我现在适应得再好不过了。但我无法清楚地回忆起一些冷冻休眠以前发生过的事……这使我很担心。”

“嗯……有没有任何我上面所提到过的致病因素在内？”

“是的。”我缓缓地答道，“呃，全都有，除了头部遭到撞击这一点没有过……哦，不，在我喝醉了的时候，甚至连这种事也有可能发生过。”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没跟你提及这一点。”他干巴巴地说道，“最常见的暂时性失忆症——会在大量酒精涌入血液中的时候，造成头脑中的记忆一片空白。喂，孩子，为什么不过来见我一面呢？我们可以仔仔细细地谈一谈。要是连我也找不出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你的话——我并不是心理学家，这你知道的——我可以把你的病例转去催眠师那里，而他可以抽丝剥茧，就像剥洋葱般一层一层地找回你的记忆，甚至可以告诉你，你上小学二年级那年二月四日的时候为什么上学迟到。不过，他的收费可是很贵。所以，为什么不先到我这儿跑一趟呢？”

我说道：“哎呀，医生，我已经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了，而每次一提到钱您就那么固执，总是分文不取。”

“孩子，我对我的人总还是很感兴趣的，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于是我让他再给我点时间，等一等看。我告诉他说，如果情况还是没有什么改观的话，我会在下一周致电给他。无论如何，我想要好好考虑一下。

除了我的办公室以外，大多数的灯光已经熄灭了。一个擦洗妇人型的受雇女郎探头往房间里看了看，见房间还有人占用，便悄然无息地溜了开去。而我依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恰克·佛鲁登伯格探头进来说道：“我以为你早就走了呢。醒一醒，回家睡觉去吧。”

我抬头看着他道：“恰克，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让我们买上一大桶啤酒跟两根吸管吧。”

他认真地考虑了片刻道：“那好吧，今天是星期五……而我总是喜欢在星期一的早晨带点宿醉的头痛去上班，这可以让我明白那天是星期几。”

“提案通过了，那就执行吧。等我一下，让我把东西塞进这个公文包里去。”

我们喝了点啤酒，然后吃了点东西，然后我们又去了一个音乐很棒的地方喝了些啤酒，然后我们又继续转移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地方没有音乐，而且小隔间里有隔音设备，而且，只要你每个小时都叫上点东西，他们就不来烦你。我们聊着，我拿给他看专利记录。

恰克看着卖力海狸的原型设计道：“这活儿可干得真漂亮，丹，我为你而自豪。伙计，我都想要你的亲笔签名了呢。”

“可看看这个。”我把绘图仪的专利文件又拿给他看。

“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个甚至更棒。丹，你有没有意识到，可能你对现阶段艺术的感受力，呃，比爱迪生在他那个年代对艺术的感受力还要高。这你知道吗，伙计？”

“住嘴，恰克。这事很严重。”我突然冲着那堆影印文件摆了个手势，“OK，我对其中一个专利负责，但另外那个我则无法对之负责。那不是我干的活儿……除非我完全把接受休眠之前我自己的生活给弄混了，除非我得了失忆症。”

“在过去的二十分钟里你一直说个没完，可你看上去并不像是脑子短路了，你并不比任何一个正常的工程师疯狂多少啊。”

我拍着桌子，连酒杯都被我震得在桌面上跳起了舞。“我必须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镇静点。那你打算怎么办？”

“啊？”我沉思着，“我打算付钱给精神病医生，让他帮我把真相挖出来。”

他打了个手势。“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现在，瞧，丹，就让我们想像一下，你付钱给头脑技师让他那么那么做，而他却报告说，什么问题也没有，你的记忆一切正常，你所有的继电器都处于闭合状态。那你又该怎么办？”

“那不可能。”

“他们就是那样告诉哥伦布的，‘那不可能’。你甚至还没提到过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

“啊？什么啊？”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打了个手势把侍者叫了过来，告诉他把大电话号码本给拿过来，带电话加页的。我于是说道：“这是干吗？你要给我叫四轮马车吗？”

“还没到时候。”他用大拇指比着，在那本硕大无朋的书中翻找着，然后停了下来对我说道，“丹，瞄一眼这。”

我看了。他把他的手指比在“戴维斯”这个名字上，那儿有好几栏“戴维斯”，而他的手指所点的，正是一打“D·B·戴维斯”——从“达布尼”到“杜恩肯”。

那儿有三个“丹尼尔·B·戴维斯”，其中一个是我自己。

“这只是从不到七百万人中找到的。”他指出，“想不想在两亿五千万人中再试试运气？”

“这什么也证明不了。”我无力地说道。

“是的，”他也表示同意说，“的确证明不了什么。这可能是太过巧合了，我也乐于承认。两个天份如此相近的工程师，恰巧同时在研究同一个课题，而又那么恰巧，两人都姓同一个姓，而名字的首起字母也完全相同。根据统计学概率论法则，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得出，这种巧合的可能性是多么地微乎其微。然而人们忘记了——尤其是那些应该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譬如说你——尽管统计学概率论告诉你说，某一特定的巧合是多么地不可能发生，但数据也同样强有力地显示出，这种巧合的确有可能发生。你的情形看上去就是这么回事。我宁愿事情就是这么回事，而不希望是我的酒友掉档，脑子出了毛病。好酒友可是很难找得到的。”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在一个精神病医生那里浪费你的金钱和时间，直到你试过第二件事。而第二件事就是，找出拥有这份专利的‘D·B·戴维斯’其全名到底是什么，要知道，颇有一些办法轻轻松松地就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名字也许是‘德克斯特’，甚至是‘多萝茜’。但如果真是‘丹尼尔’，也不要就误以为完蛋了，因为中间那个名字可能是‘伯佐斯基’什么的，社会保险福利号也许就与你不同嘛。而第三件要做的事，其实也是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忘掉这些，再叫上一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