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密谋 9

那天早上剩下的时间，内政部长一直坐在办公桌前，心事重重地盯着窗外楼下洒满阳光的圆形庭院。院子的远端是精铁制成的漂亮铁门，每个门扇上都装饰着法国国徽。再远处是波伏广场，从奥雷诺和马里尼大街过来的车流在这里摁着喇叭，在广场中间一位交警的指挥下川流不息地穿梭着。

交警的哨音一响，另外两条通往广场的路——米罗梅尼大街和索赛路——上来的车流就涌了出来，穿过广场消失在道路的另一端。他看起来就像嬉戏于这五条巴黎最重要大街上的车流之间，仿佛戏耍着公牛的斗牛士，主宰着一切，是那么高贵，从容而沉静。他充满自信，工作也简单有序，这让罗杰・弗赖部长羡慕不已。

内政部门口，另外两个宪兵也在注视着他们的伙伴在广场中央所表现出来的精湛技艺。他们背着冲锋枪，从两扇精铁大门的栏杆里看着外面的世界，这里不会受到外面的世界里那些狂热分子的侵害；每个月的薪水，事业的持久性以及炎热八月里他们在烈日下的岗位，都很有保证。他们的生活和理想是如此简单，这让内政部长对他们也艳羡不已。

他听到身后有纸页的沙沙声，于是把转椅转回来，面对着办公桌。桌子对面的人合上档案，毕恭毕敬地把它放在部长面前的桌上。两个人一言不发地对望着，只有门对面壁炉台上镀金座钟的“滴答”声和波伏广场马路上传来的车流的喧嚣划破了这份寂静。

“这个，你怎么看？”

让・迪克雷警长是戴高乐总统的私人卫队队长，是法国所有安全问题最卓著的专家，尤其擅长保护个人安全，防范刺杀。这也是为什么他担任此项工作的原因；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六起已知的刺杀法国总统的阴谋要么在执行时被挫败，要么在准备阶段被粉碎的原因。

“罗兰是对的。”他最后说，声音平静，没夹杂一丝感情，斩钉截铁，就像在判断一场即将到来的足球比赛的结果，“如果他说的属实，这个阴谋将格外危险。如果刺客单枪匹马，不与其他人联系，也没有朋友，那么法国安全机构的全部档案，我们所有打入‘秘密军组织’内部的特工和渗入者，在这个外国人面前，也就是这个局外人面前，都将无能为力。除此以外，他还是个职业刺客。就像罗兰所说的那样，这是……”他翻到行动分局局长报告的最后一页，大声读道：“‘一个极度危险的阴谋’。”

罗杰・弗赖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又转身面向窗户。他并不是个容易生气的人，但八月十一日早上，他被激怒了。多年来他一直是夏尔・戴高乐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在智慧和优雅背后，他是个出名的硬汉，这也使他最终坐上了部长的位子。那双闪亮的蓝色眼睛既可以充满温和的魅力，也能冰冷刺骨。充满阳刚之气的结实胸膛和肩膀，以及英俊冷酷的面孔使得众多喜欢有权势男人的女性为之心仪。不过这些在罗杰・弗赖身上，可绝不仅仅是竞选台上的道具。

以往的日子里，这些戴高乐的追随者必须为了生存而战。他们要对付美国的敌对势力、英国的不同政见者、野心勃勃的吉罗[27]支持者以及残暴的共产党。他在艰苦环境中学会了战斗。不管怎么说，他们挺了过来，赢得了胜利。十八年里，他们追随的人两次从流亡中返回法国权力的巅峰。过去的两年里，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他们要对付的，是两次帮助将军重掌权力的人——军队。直到几分钟之前，部长还想着最后的斗争已经快结束了；他以为他们的敌人已经走入绝境了。

现在他明白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在罗马，有个瘦弱而疯狂的中校，制订了一个计划，只要杀掉一个人，就能使整个大厦倾覆。有些国家的制度有足够的稳定性，即使国王退位或者总统死亡也能安然度过——二十八年前的英国经历过，而这一年快结束时美国也将经历[28]。但罗杰・弗赖对一九六三年的法国政体相当清楚，所以他不抱幻想。如果他们的总统死了，只可能导致政变和内乱。

“嗯，”他仍然望着敞亮的庭院，最后说道，“必须告诉他。”

警长没有回答他。做技术人员有个便利条件，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就行，重大决策可以留给那些被雇来做决定的人。他从没想过要自告奋勇指导部长该如何去做。部长转过身对着他。

“很好，队长，谢谢。那么我打算今天下午找个机会见总统，向他汇报。”他的声音干脆利索，坚定果决。这是必须要做的事。“不用说，这件事一定要严格保密。我会把情况向总统说明，请他做出处理决定。”

迪克雷队长起身离开了。他穿过广场顺着路向前走了一百码，来到爱丽舍宫门口。内政部长现在一个人了，他把淡黄色的档案转到了面前，又慢慢地从头开始看起来。他毫不怀疑罗兰的判断是正确的，迪克雷的赞同也让他再没法回避。危险就在那儿，很严重，无法回避，总统必须知道。

他很不情愿地按下面前的内部通话器的开关，说道：“给我接爱丽舍宫秘书长。”

一分钟不到，内部通话器边上的红色电话就响了起来。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

“请接福卡尔先生。”又过了一会儿，这位法国最有权威者之一那充满磁性的柔和声音出现在电话那头。罗杰・弗赖简要解释了一下他的想法和理由。

“越快越好，雅克。是的，我知道你必须查一下日程。我可以等。请你一办妥就电话通知我。”

电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来了。约见定在下午四点，那是总统午睡刚结束的时间。有那么一瞬间，部长的脑子里一闪念——他面前的记事本上所记载的东西比任何午睡都更重要，不过他忍住了没争辩。像每个在总统身边的人一样，他很清楚，和这个柔声细语的公职人员顶嘴是不明智的。他就在总统的身边，而且他自有一套情报档案系统，人们虽然对其内容不甚明了，但都相当畏惧。

下午三点四十分，豺狼在伦敦柯曾街的坎宁安海鲜酒店享用了一顿那里最昂贵的美味午餐后，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漫步走上南奥德雷街，心里想着，他很可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回来，这也许是最近一段时期内在伦敦的最后一次午餐了，况且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要庆祝一下。

同样是这个时间，一辆黑色的DS19型雪铁龙轿车驶出内政部大门，进入波伏广场。广场中心的交警被他在铁门处的同伴喊了一声，得到了事先的警示，把周围所有街道的车流都拦了下来，让这辆轿车通过，并敬礼致意。

顺着路开出一百多米，雪铁龙向爱丽舍宫前面的灰色石廊驶去。这里也有宪兵站岗，他们事先得到通知，于是把其他车辆都拦了下来，给雪铁龙足够的回旋空间通过极其狭窄的拱廊。门廊两边的岗亭前面各有一名共和国卫队士兵，他们“啪”地一下把戴着白手套的手横过枪的弹夹，向部长的座车致敬。部长座车终于进入了宫殿的前院。

在门廊的拱门前，有一条低悬着的锁链，挡住了汽车。值班警官——迪克雷的一个手下——迅速向车里张望了一下。他向部长点点头，部长也点头回应。警官打了个手势，锁链落在地上，雪铁龙从上面“咯噔咯噔”地开了过去。穿过一百英尺的褐色砾石路，就到了爱丽舍宫的正面。司机罗贝尔把车靠向右侧，逆时针方向在院子里转了过去，然后把他的主人放在了朝向入口的六级花岗岩台阶底下。

挂着两条银链，身披黑色双排扣礼服的礼宾员打开门。部长下了车，跑上台阶。主礼宾官在厚玻璃门旁迎接他。他们很正式地互致问候。然后部长跟着礼宾官进入爱丽舍宫。前厅里，巨大的枝型吊灯悬在长长的镀金链上，从高高的拱形天花板上垂下来。他们必须在这里等候一会儿。礼宾官在门左边的大理石桌子那儿简短地打了个电话，然后放下话筒，转向部长，微微一笑。接着他以一贯从容不迫的步伐，不徐不急地走上左边铺着地毯的花岗石台阶。

上到二楼，他们走到俯视门厅的宽而短的楼梯转角平台上，停了下来。礼宾官轻轻敲了敲平台左手的房门，里面有人低声说了句“进来”。礼宾官轻轻打开门，向后一退，让部长进入会客室。部长进门之后，礼宾官在他身后把门无声无息地关上，又从容不迫地下楼返回前厅去了。

阳光从会客厅远端朝南面高大的窗户里丝丝缕缕地透进来，地毯暖洋洋地沐浴其中。其中一扇落地窗开着。宫廷花园的树丛里传来一只鸽子的“咕咕”声。香榭丽舍大街就在窗子的五百码开外，被四下伸展的菩提树和山毛榉树遮了个严实——盛夏时分，这些树枝繁叶茂——街上往来的车辆声就像喁喁的低语，甚至还不如鸽子的声音大。楼另一边大街上车流的喧闹现在只存于自己的记忆中了。弗赖在城市出生，长大，和往常一样，在爱丽舍宫这间朝南的房间里，他想象得出，自己正位于这个国家心脏的一座被重重包裹着的城堡中。而就他所知，总统更热爱原野。

今天的副官是塔塞尔上校。他从自己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

“部长先生。”

会客厅左边装有金色门把的两扇门紧闭着。“上校，”弗赖的脑袋向门那边扬了扬，“在等我吗？”

“是的，部长先生。”塔塞尔穿过房间，轻快地敲了敲门，打开其中的一扇，站在门口。

“总统先生，是内政部长先生。”

里面有人轻轻说了一句。塔塞尔走了回来，向部长微笑致意。罗杰・弗赖迈步从他身边经过，走进夏尔・戴高乐的私人书房。

房间里几乎没什么东西，他总觉得，这间屋里的陈设简单得与主人的身份毫不相称。右手边是三扇高大雅致的窗户，和会客厅的那些一样，从这儿也能看到花园。书房的这三扇窗户中，也有一扇开着。走过这两个屋子之间的门时听不见的鸽子的咕咕声，这会儿又从花园传来。

拿着自动武器的警卫静静地潜伏在那些菩提树和山毛榉树的底下。这些人在二十步之内能打中黑桃A上的“A”。不过他们当中如果谁让二楼的那个人发现的话，那就要倒霉了。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拼上性命保护那个人，但整个爱丽舍宫都知道，如果那个人知道采取了对他的保护措施，或是那些措施干涉了他的私生活，他就会非常生气。这对迪克雷来说，是最棘手的事情之一，没人羡慕他的工作——保护那个人，而那个人却讨厌任何形式的人身保护措施，他认为那是对他的蔑视。

左手的墙边是书架，正面是玻璃的。书柜前面是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办公桌，上面放着路易十四时代的台钟。地上铺着一六一五年夏洛特皇家地毯工厂编织的“肥皂厂”地毯。总统曾经对他说过，这个厂转产地毯之前是生产肥皂的，所以后来他们生产的地毯也沿用了老名字。

房间里的陈设虽然简朴，但都庄严而高贵，很有品位。所有的东西几乎无不显示出法国的伟大。对罗杰・弗赖来说，这种伟大也包括现在从办公桌后站起来，用一贯谦逊的态度礼貌问候他的这个人。

部长想起了英国驻巴黎的首席记者哈罗德・金——夏尔・戴高乐私人朋友中唯一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他曾经对自己说过，以总统的言谈举止，完全不像是来自二十世纪，而像是十八世纪的人。从那以后，罗杰・弗赖每次再见到总统时，都会去想象这个温文尔雅的高个子身着丝绸锦缎，使用温文尔雅的宫廷礼仪的样子。他也忘不了，有那么几回，这位高贵的老人真的被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激怒，用那种粗鲁的军营用语让他的随从或是内阁成员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部长很清楚，有一桩事是可能导致那种反应的，那就是内政部长就法国政体的安全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而对总统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则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这个问题，他们从没能达成一致，所以很多这类相关的事宜他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一想到公文包里带来的文件以及即将要求采取的措施，几乎要战栗起来。

“我亲爱的弗赖。”

这个身着深灰色套装的高个子绕到他的大办公桌边，伸出双臂表示欢迎，通常他都是站在办公桌后面的。

“我尊敬的总统先生。”他握了握对方的手。至少从外表看来，总统今天的情绪不错。办公桌前有两把铺着第一帝国时期博韦织锦的靠背椅，他被领到其中的一个前面。尽完了主人的义务，夏尔・戴高乐回到原来的位置，靠墙坐下。他靠着椅背，双手的指尖摆在面前光滑的木制桌面上。

“我亲爱的弗赖，我听说你有急事要见我。说吧，是什么事？”

罗杰・弗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前来的原因。他知道戴高乐不喜欢说话冗长，兜圈子，除非是他自己公开发表演讲。私底下他喜欢说话简练，这让他的几个讲话比较啰嗦的下属十分惶恐。

在他说话的过程中，办公桌对面那个人的身形显然逐渐僵硬起来。他渐渐向后靠去，就像在不断往后生长一样。他仰起头，眼睛向下盯着对方，仿佛这个自己一直信任的下属带了一件让他讨厌的东西到他的书房来。不过罗杰・弗赖知道，总统在五码外根本看不清自己的脸——为了掩饰自己的近视，他在公共场合除了读讲稿从不戴眼镜。

内政部长结束了自己的独白——前后不过一分钟。他说出了罗兰和迪克雷的结论，用“我的公文包里有罗兰的报告”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总统一句话也没说，从桌上伸过手来。弗赖从公文包里拿出报告，递了过去。

夏尔・戴高乐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取出阅读时用的眼镜戴上，把文件在办公桌上摊开，开始看起来。鸽子不叫了，好像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时候。罗杰・弗赖盯着外面的树丛，然后又望着桌上吸墨纸旁的铜制台灯——那是由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漂亮的宝石红烛台改造而成的。在总统的五年任期里，它装上了灯泡，站在铺好的吸墨纸上，夜以继日地照射着传递到这里的无数文件。

戴高乐将军阅读的速度很快。罗兰的报告他三分钟就读完了。他仔细地合上文件夹，放在吸墨纸上，两手交叉置于其上，问道：

“哦，我亲爱的弗赖，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

罗杰・弗赖第二次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简要背诵自己想要采取的措施。他的陈述只说了三十三秒钟，其间两次用到这样的句子——“据我判断，总统先生，为了避免这个威胁，我们有必要……”以及“为了法国的利益……”

总统没让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当说到“法国”这个词时，声音所表现出的那种神圣空前绝后。

“法国的利益，我亲爱的弗赖，就是法国的总统不能在粗鄙的雇佣杀手面前胆怯，尤其——”他稍微停了一下，屋子里充溢着他对这个不知名刺客的轻蔑，“是一个外国人。”

罗杰・弗赖意识到，他已经输了。不过，总统并没有像他之前担心的那样大发雷霆，他开始讲话，清晰而准确，仿佛不希望他的想法对他的听众来说有任何一丝不清楚。他说话的时候，有几句飘到了窗外，被塔塞尔听到了。

“法国不会接受……将崇高和伟大屈从于一个……一个‘豺狼’的威胁……”

两分钟后，罗杰・弗赖从总统那里离开了。他向塔塞尔上校严肃地点点头，走出会客厅的大门，来到楼下的前厅。

首席礼宾官陪着部长走下石阶，走向等候着的雪铁龙。看着部长乘车离开，他想：“这个人，是我所见过的带着最棘手的问题离开的人，不知道老爷子跟他说了些什么。”不过，作为在这个宫殿服务了二十年的首席礼宾官，他的表情没有任何波澜，一如这座庄严的宫殿。

“不，不能那么做。总统在这一点上的意思不容改变。”

罗杰・弗赖从自己的办公室窗前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听众。从爱丽舍宫回来后才几分钟，他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秘书长召唤来。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是科西嘉人。过去两年里，内政部长让他做了很多有关法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具体工作。他根据受惠者的个人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的变化灵活处理，从而树立了相当的名望。

极左势力对他又恨又怕。无论是面对左翼或是右翼的示威游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派遣那四万五千名强悍的防暴部队采用切实有效的战术予以镇压。

共产党人叫他法西斯，这也许是因为他用来维护公共秩序的某些方法总让人想起铁幕之外的工人阶级的“天堂”。同样被共产党人称作法西斯的极右势力也不喜欢他，他们也说他压制民主、民权，但那更可能是因为他在防止公共秩序彻底崩溃方面做得太出色了——这种崩溃原本可以促使右翼发动政变的。

很多老百姓也不喜欢他。因为由他签发出来的残酷法令影响了每一个人——街上的路障，大多数十字路口的身份证检查，主干道上的路卡，大肆刊登年轻人被防暴警察的警棍打翻在地的照片。新闻界称他为“反‘秘密军组织’先生”，而且除了发行量比较小的戴高乐派报纸外，无不对他进行谩骂。但即使这些恶评真的影响到了他，他也忍了下来。在他自己的宗教里，他的神明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办公室里。在这个宗教里，他自己就是元老院。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盯着面前的吸墨纸，上面淡黄色的文件夹里有罗兰的报告。

“这不行，绝对不行。他这个人简直让人没法办。我们必须保护他的生命，但他不让我们这样做。我能抓住这家伙，这个豺狼。但你说我们不能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就等着他来攻击？就坐在一边等着？”

部长叹了口气。他本来指望能从办公室秘书长这里得到一些帮助，但他的希望落空了。部长又坐回他的办公桌后面。

“亚历克斯・安德烈，听着。首先，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罗兰的报告是真的。这只是他对这个……这个科瓦尔斯基的胡言乱语的分析。科瓦尔斯基已经死了。也许罗兰错了。在维也纳的调查正在进行。我已经联系了吉布，预计今晚能有回音。但我必须承认，现阶段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追捕，捉一个只知道代号的外国人并不是个好主意。在这点上，我不得不同意总统的意见。

“除此之外，他的指示，不，他那是绝对正式的命令。我再重复一次，这样我们的脑子里就不会再有差错了。不允许在全国进行公开搜捕，不得向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任何人暗示有什么事出了纰漏。总统认为，如果这个秘密对媒体公开，那他们可就有的忙了。外国人会嘲笑我们，我们采取的任何额外的安全措施都会被国内外的人解读为法国总统在逃避一个人，一个外国人。而这——

“这是他绝对不能，我再重复一遍，绝对不能容忍的。事实上，”部长伸出食指，强调着他的观点，“他对我说得很明白。如果我们处理这件事时，走漏一丝风声，那就等着脑袋搬家吧。相信我，朋友，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坚决。”

“但那些公开活动，”这位科西嘉公仆告诫道，“肯定免不了做些调整吧。在这个人被抓住之前，再不能有公开的露面。他必须……”

“他什么也不会取消。没有改变，一小时、一分钟都不会变。整件事必须绝对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