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圈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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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的门房挥手让马斯特森通过医院的正门进入时，已经是凌晨2点了。此时风声正起，他驾车沿着通向南丁格尔大楼的Z字形小路前行。路两旁的黑色树木哗哗作响。整座大楼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一扇窗户还亮着灯，那是达格利什还在工作。马斯特森注视着这盏灯，意识到达格利什还在南丁格尔大楼，不免既生气又窘迫。他知道必须向他报告白天的活动——由于今晚的成功，汇报应该会比较愉快——可经过这漫长的一天之后，他不希望警司还让他开会讨论，再熬上一夜。

马斯特森从边门进来，然后把门上了两道锁。巨大的前厅里迎接他的是一片寂静、怪异和不祥。整座大楼好像屏住了呼吸。他又闻到了那种曾经觉得异样，现在却又令他熟悉的消毒剂和地板光亮油混合的气味。这种气味令人讨厌，又有点诡异。他似乎怕惊醒沉睡中的大楼。现在它已经空了一半。马斯特森没有开灯，只借助手电筒的光走过大厅。墙上布告牌上贴的通知发出白光，让他想起一些外国教堂门厅里的讣告。“请你献出善心为约瑟芬·法伦的灵魂祈祷吧。”他发觉自己正踮起了脚轻轻走上楼梯，仿佛害怕惊醒死者。

二楼办公室里，达格利什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放着一份摊开的文件。马斯特森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掩藏起自己的吃惊。警司的头包在一个巨大的白色绉纱绷带做成的茧状物里，他的脸拉长了，有些苍白。他正襟危坐，前臂搁在书桌上，手掌摊开，轻轻地放在文件的两边。这个姿势他非常熟悉。马斯特森想——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想了——警司有一双与众不同的手，他知道如何展示和利用它们。他很早以前就断定达格利什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最为骄傲的。这种本质的自负被过于小心地捍卫着，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现在，马斯特森发现他也会有那么无用的时候，这真是叫人有点心满意足。达格利什面无笑意地抬起头来。

“你两个小时前就该回来了，警官。你干什么去了？”

“用非正统的方式获取情报，先生。”

“你看起来倒像是被用非正统的方式玩了一把。”

马斯特森对这明显的反击采取了反咬一口的手段。如果这老家伙选择了对他受的伤避之不提的态度，那他也不打算露出自己的吃惊来使他满意。

“我跳舞一直跳到深夜，先生。”

“在你这个年纪，倒也不至于会跳得筋疲力尽。告诉我那位女士的事。看来她已经给你留下了某种印象。你晚上过得愉快吗？”

马斯特森可以有理由反击他，说这一晚简直如同地狱。他还是心满意足地讲述了他所获知的一切。跳探戈露一手的事他很谨慎地略过不提。本能警告他，达格利什也许会认为这件事做得既不有趣也不机灵。他用另一种方式把晚会做了一番精确的讲述。他尽力讲得合乎实际，又不带情绪，但是感到自己在讲一些事时未免有点得意。他对德廷格太太的描述非常简洁，但语气中充满了挖苦。说到最后，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轻视和厌恶。他认为这件事自己干得真是太妙了。

达格利什默默地听着。他那茧子般的脑袋仍然俯向文件，马斯特森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讲述完之后达格利什抬起头来。

“对你自己的工作很欣赏，是吗，警官？”

“是的，先生，今晚大多数时间我都做得很出色。”

“我想你可以这样说。”

“你是打算责备我吗，先生？”

马斯特森知道他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地带，但他无法抗拒迈出尝试性第一步的诱惑。

达格利什没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说：“我认为要求一个侦探事事与人为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发觉残酷本身变得越来越有趣，那么你大概就到了不能再当侦探的时候了。”

马斯特森脸红了，不再吭声。这就是达格利什说出的话！达格利什从不关心他下属的私生活，仿佛他从来就不知道他们还会有个人生活一样。他挖苦人的才能就像一根棒子，能将一切东西摧毁。仁慈！他自己又是怎样仁慈的呢？他那些著名的胜利又有多少是凭着仁慈之心而赢得的呢？当然，他绝不残忍。他过于骄傲，过于挑剔，过于有节制，事实上他对待一些可以接受但有点残忍的事情的态度，从人性角度来说也是过于残忍的。他对待邪恶的反应就是皱一皱鼻子，而不是跺一跺脚。但是仁慈！对小屁孩去说吧，马斯特森心想。

达格利什继续说下去，仿佛之前他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一样。

“我们当然还得见见德廷格太太，要她做一个供述。你认为她的话可信吗？”

“很难说。我认为她没必要撒谎。但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和我在一起时她并没有感觉不愉快。误导我们也许能给她带来某种反常的满足。例如，她也许用格罗贝尔这个名字代替了被告中的另一个人的名字。”

“如此看来，她儿子在病房里认出的那个人可能是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的任何一个人，那些仍然活着、下落不明的人。她儿子到底和她说了些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先生。他明显故意叫她明白这个德国女人——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就受雇于约翰·卡朋达医院，但她想不起他的原话了。她认为他大约是这样说的：‘这家医院真是逗，妈妈，他们居然把格罗贝尔招来，在这里当护士长。’”

达格利什说：“所以她可能不是护理他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否则他会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当然，也许他大多数时间里意识不清，因此之前没看见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或者不对她负责病房的工作心存感激。他分不清医院等级制度的细微差别。按照他的病历，他大多数时候要么是昏迷要么是神志不清，即便他没死，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不便，他的证词也是可疑的。至少他的母亲一开始就很明显不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她没有对医院的任何人提起过吗？例如对佩尔斯护士？”

“她说没有。我想当时德廷格太太主要关心的是去收拾她儿子的遗物和死亡证明书，以及索要保险。”

“她对生活有抱怨吗，警官？”

“有，她一年学习跳舞的费用就将近两千英镑，已经濒临破产了。德拉诺克斯舞会上的人都喜欢预付费用。在送她回家时我了解了她的财务状况。德廷格太太原来没打算要找麻烦，但当时她收到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来的账单，碰巧想起她可以利用儿子的故事来获得一次减免。她得到了想要的，有50英镑。”

“这说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要么比我们原来设想的更仁慈，要么是他认为这条信息值这么多钱。他立刻付了吗？”

“她说没有。她先是在1月21日星期三傍晚去他在温普尔街的诊所找过他。那一次她很不愉快，所以上个星期六她打电话给他。接线员告诉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出国了。她打算在这个星期一再给他打电话，但是那天第一班邮差送来了50英镑的支票。没有信，也没有附言，只有一张表示敬意的纸条。但她收到这个纸条就满足了。”

“看来上个星期六他出国了。去哪里？我想是去德国吧。无论如何，这得查查。”

马斯特森说：“这听起来完全不可能，先生。它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一点也对不上。”

“不，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是谁杀死了这两个姑娘。从逻辑上来说，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一个人。正如你所说，这个新的证据与情况完全不符。当你在泥地里到处爬着寻找拼图游戏中丢失了的那一块时，却找到了另一个字谜游戏中的一块，这会使你左右为难。”

“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先生？我费尽千辛万苦和德廷格太太周旋了一晚，都是白费工夫，一想到这点我就气愤。”

“啊，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我们已经追踪到了那本丢失的图书馆藏书。威斯敏斯特图书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1月8日，星期四下午，正值佩尔斯小姐休息，她去了梅利本区分馆，去问他们是否有一本有关德国战争审判的书。她说她对1945年11月在费尔森海姆举行的一次审判感兴趣。图书馆的库存里没有这本书，但他们说会询问伦敦其他图书馆，建议她一两天后再来或是给他们打电话。她是星期六上午打的电话。他们告诉她已经找到一本书，其中就有那次费尔森海姆审判的内容。那天下午她便去借了它。每次去借书她都使用约瑟芬·法伦的名字，并使用法伦的读者证和蓝色的借书证。当然他们通常不会去注意那上面的姓名和地址。但是因为这本书不一样，它是从另一家图书馆拿来的，因此他们这么做了。”

“这本书还了吗，先生？”

“还了，不过是匿名还的，他们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三佩尔斯死后。有人把它放在非小说类的推车上。一个管理员助理将刚还来的书送去堆放在小推车上时，发现了它，便把它送回柜台登记，随后将它放在一边，以便归还给它原来所在的图书馆。没人看到是谁还的。图书馆特别忙，人们随意进出，来的人并不是都来还书或是到柜台前办事的。把一本书放在篮子里或口袋里带进来，偷偷地放在小推车上和其他书混在一起，这太容易做到了。发现这本书的助理那天大多数时间都在柜台值班，由一个较低级别的职员把书往推车上装。这个女孩有点忙不过来，她的上级便过来帮了一把，立刻便看到了这本书。当时将近16点30分，但它可能在之前任何时候被放回了那里。”

“留下任何指纹了吗，先生？”

“没留下有用的指纹，只有一些污迹。它已经被图书馆里许多职员的手摸过了，天知道有多少人。为什么要小心呢？他们又不知道它是一宗谋杀案的证据。但是它里面有些有趣的东西。你看一下。”

他打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本深蓝布面的厚书，书脊上压印着一个图书馆的序号。马斯特森接过书放在桌上。他坐下，从容不迫地小心翻开。这是一本陈述从1945年以来在德国进行的各种各样战争审判案件的书，很明显，它详细提供了大量的文件证明，处理这些材料和写作的方法不以追求轰动为目的。作者是一个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曾经是军法署的一名成员。书里只有几张整版插图，其中有两张涉及费尔森海姆审判。一张展开了法庭的全貌，可以模糊地看到被告席上的那个大夫，另一张是集中营指挥官的照片。达格利什说：“上面提到了马丁·德廷格，但是只有简短的几句。战争期间他在皇家威尔特郡轻步兵团服役。1945年11月，他被任命为西德某军事法庭成员，负责审判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法庭是按照1945年6月的一个特别军队建议建立的。这个法庭由一个掷弹兵卫队的旅长担任庭长，手下四个军官，德廷格就是其中的一员。法官是由军法署任命的。正如我所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审判这五个人，他们据说‘曾共同参与和贯彻一个计划，以及代表当时的德国，于1944年9月3日故意地、自愿地、违法地执行、帮助、支持和参与了对31个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谋杀’。你可以在第127页找到起诉书。”

马斯特森毫不惊讶于达格利什竟然能一字不漏地引述起诉书。这种记忆力和准确提出事实的能力是一个行政官员做事的基本能力。达格利什能够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一些。如果他存心想露一手本事，手下就很难打断他。他一声不吭。马斯特森注意到警司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灰色石头，那是一块完美的蛋形石，在他的手指间慢慢地滚动。这可能是他在院子里偶然看到，捡来做镇纸的。这天早上它肯定不在办公室的书桌上。那个疲倦的、嘶哑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这31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是在德国的犹太劳工，据说一直患有肺结核。他们被送往西德的一家医院，那里原来是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但从1944年夏天起，它的使命便改变了，不再用于治疗，而是用于从事杀人的勾当。没有证据表明有多少德国精神病人在那里被处死。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被迫发誓对发生的事保密，但是有大量的流言在附近地区传播开来。1944年9月3日，一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被告知要为他们治疗肺结核，被送到了这里。那天夜里，他们被进行了致命的注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都不放过，到早上他们就都死了，被埋了。就是因为这桩罪行，而不是因为杀了德国人，这五个嫌疑人要接受审判。为首的是马克斯·克雷恩大夫，另外的人中，有年轻的药剂师恩斯特·古姆布马恩、男护士长阿道夫·斯特尔奥布、未受过训练的18岁年轻女护士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为首的大夫和男护士长被判定有罪。大夫被判处死刑，男护士长被判处23年监禁。药剂师和这个女人被宣判无罪。你可以在140页上找到她的律师的辩护词。你最好把它念出来。”

马斯特森感到很吃惊，一声不吭地拿起书，翻到140页。他开始念，声音很高，有点不自然。

“本法庭并非就参与杀害德国人一事对被告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进行审判。我方现已知晓于施泰因霍夫医院发生的事件，也了解那是按照由阿道夫·希特勒一人宣称的德国法律而执行的。按照从最高权威下达的命令，从1944年以来有成千上万的德国精神病人被完全合法地处死。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可以判断这个行动出于自愿。问题不是施泰因霍夫的工作人员是否认为这个行动是错误的，或者他们是否认为它是仁慈的，而是他们是否认为它是合法的。刚才已有人证明了有此法律存在。如果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牵涉进了这些人的死亡事件中，她的行动也合乎这项法律。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精神病人的事。从1944年7月起，这项法律的范围扩展到了患不可治愈的结核病的外籍工人。也许会有人争论说，被告看到德国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承担了他们的不幸，会对这种杀戮的合法性毫不怀疑，但那不是我的论点。我们没有站在适当的立场来判断被告的想法。她不曾牵连进本庭所关注的该项杀人事件中。这批俄国人和波兰人于1944年9月3日晚上18点30分到达施泰因霍夫。当天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正休假归来。法庭已获悉她于19点30分走进护士房间，换上制服。她21点开始上班。在走进医院后，到达E区的护士值班室前，她只和另外两个护士说过话，那就是证人维林和罗赫德。这两名女性已经证实她们不曾将这批人的到达告知格罗贝尔。于是格罗贝尔走进值班室。她一路回来，舟车劳顿，因此又疲倦又不舒服，正犹豫是否要请假休息。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克雷恩大夫和她通电话。关于这次通话，本法庭已经听过了证人的证词。克雷恩要她到药房去看看库存还有多少伊维派和苯酚。你们已经听说过伊维派是怎样用纸盒运送的，每盒25支注射剂，每支注射剂由一粒伊维派粉剂胶囊和一管无菌水组成。伊维派和苯酚与其他的危险药品都存放在护士值班室里。格罗贝尔查过数量后，向克雷恩报告说总共有两盒伊维派和大约150毫升的液态苯酚。克雷恩当即命令把所有可获得的伊维派和苯酚准备好，说男护士长斯特尔奥布会来拿。他还命令她交给斯特尔奥布12支10毫升的注射器和一些大号针头。克雷恩声称他根本没有时间说明准备这些药物的目的，你们也已经听到被告斯特尔奥布说他也没有向她说明。

“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一直不曾离开值班室，直到当晚21点20分她才被带回住处。法庭已经知晓罗赫德护士上班迟到了，发现被告昏倒在地上。五天以来，她一直躺在床上发高烧，剧烈呕吐。她不曾看见俄国人和波兰人进入E区，也不曾于9月4日一早看见他们的尸体被抬出。当她又回去上班时，尸体已经被掩埋。

“庭长先生，本法庭已经听过证人作证，说明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是如何仁慈，对她的儿童病人是如何温柔，她作为一个护士的技术是如何好。我要提醒法庭的是她还很年轻，她自己还几乎是一个孩子。但是我并不是以她的年轻，也不是以她的性别为理由来要求无罪宣判，而是只有她是被告中唯一的明显无辜的。她没插手这31个俄国人和波兰人被害一事，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本辩护人没有更进一步的话要说了。”

达格利什突然打破沉默，厉声说道：“你注意到没有，警官，这是德国人常见的合法托词。他们杀起人来倒是没有费太多的时间，不是吗？18点30分进去，21点过后不久就打了针。为什么用伊维派？除非他们大剂量注射，否则就无法确定死亡是否会瞬间发生。我怀疑不到20毫升的药是否会立即致死。他们倒不会担心这个。使格罗贝尔得救的是她当时的离去，直到那天晚上都不在。辩护人声称她从未被告知外国囚犯到来一事，一直到4日早上之前都不知道。同一托词也使得药剂师获得了自由。理论上来说，他们俩都是无辜的，如果你能把那个词用到任何一个在施泰因霍夫工作的人身上的话。”

马斯特森一声不吭。这是多么久远的事了，当时格罗贝尔还是一个女孩，比他现在还年轻十岁。这场战争已成为古老的历史。在他的生活中，这场战争与他的关系不会超过玫瑰战争【11】对他的影响，因为在他少年时代学过的历史中，玫瑰战争还曾激发过他一点有关骑士的浪漫联想。他对德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确切地说，对任何其他种族都是如此，只除了几个他认为在文化上和智力上处于劣势的种族。德国人不在此列。德国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干净的旅馆和优良的道路，以及在阿普费尔·维内·兹图本旅馆就着当地的酒吃猪排——莱茵河在下面蜿蜒流淌，就像一条银色的缎带——还有他在科布伦茨的露营地的美妙时光。

如果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有人活了下来，那现在也已经步入中年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本人也有43岁了。这是多么古老的历史啊！之所以被提起，只是因为它与目前这个案子有关。他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样一个秘密值得费尽心机铭记在心吗？现在还会有谁在乎它呢？官方的政策不是说要原谅和忘记吗？”

“我们英国人善于原谅我们的敌人，这就使得我们从必须喜欢我们的朋友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看看这本书，马斯特森，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马斯特森轻轻地抖开书页，把书举起来和眼睛平齐，仔细察看它的装帧，然后重新把书放在桌上，翻开中间的几页，在折页里，他发现深深嵌入的几粒沙子。

达格利什说：“我们已经送了一个样品到实验室去分析，结果不出我们所料，几乎可以肯定沙子是出自南丁格尔大楼里的某个消防桶。”

“所以这本书就一直藏在那里，直到他或她能够归还给图书馆为止。这同一个人既藏了这本书，又藏了那罐玫瑰喷雾剂。一切都严丝合缝地联系上了，先生。”

“有点过于巧合了，你不这样认为吗？”达格利什说。

然而马斯特森警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那本小册子，我们在佩尔斯房间里发现的那本！那部作品不就是关于萨福克郡的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幸存者避难所的吗？如果佩尔斯去拿的就是它呢？这是不是又一例对错误做出的惩罚？”

“我想是这样。我们早晨要到那个地方去一下，看看她答应了些什么，如果有的话。我们还得和科特里-布里格斯谈谈。法伦死时他就在南丁格尔大楼。等我们弄清楚他来看谁、为了什么，我们就离破这个案子不远了。但一切都要等到明天。”

马斯特森强忍住一个哈欠，说道：“已经是明天了，先生，快3点啦。”

2

猎鹰者武器旅店的夜间看门人凌晨看到这两位客人——一位显然是受伤了，头上的绷带大得有点夸张——归来，并没有流露出心中的惊讶，因为他是受过训练的。他虽然询问了有什么可以为先生们效劳的，但态度很敷衍，马斯特森的回答也只能勉强算得上客气。因为老式电梯常常出问题，噪声又大，他们爬上了四楼。达格利什决心不让他的弱点落在下属眼里，便固执地不去抓栏杆，一步一步走上去。他知道这是愚蠢的虚荣心在作怪，等到他回到房间，已经筋疲力尽，非常虚弱。关上门后，他只能斜靠在上面，过了一分钟才摇晃着身体，跌跌撞撞地走到洗手池边。他抓紧水龙头，支撑着身体，把前额搁在前臂上，痛苦而毫无作用地干呕了一阵。他没有抬起头便拧开了右手的龙头，立刻流出了一股清凉的冷水。他把水龙头对着自己的脸冲洗，又用手掌捧起水喝了几口，立刻便感觉好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