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信封

春天的早晨。一个长满可爱鬈发的脑袋从报刊亭的窗子里探出来，小小的黑眼睛，深红色的嘴唇，粉色的脸颊闪闪发光。

“别急，报纸已经到了，一会儿就好。”

围挤在四周的男人们一阵骚动。

姑娘把头缩进报亭，开始整理成垛的报纸。人行道即刻变得拥挤起来。路人行色匆匆，左顾右盼，目光中流露出些许无奈——一群又一群忙碌的人们。等着买报纸的队伍越排越长。

“《火焰报》卖完了，”女高音宣布说，“这是最后一份《罗马尼亚自由报》。你可以买《集邮者》和《渔民报》，它们可是真正的陈年佳酿。《谜语》？噢，我这儿没有。明天来看看吧！”

一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男人腋下夹着一摞最新的报纸，走到路边的灯柱旁，开始翻阅手中的报纸。

“报纸上能有什么内容？”说话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妪，此刻她正倚在一只垃圾桶上。她的抱怨还在继续：“报纸——排长队就是为了买报纸，你能相信吗？这些孩子太傻了，他们以为能从报纸里找到些什么。先生，我告诉你，报纸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在我看来，这等于是把钱扔进了下水道里。”

然而，那个须发皆白、梳洗齐整的高个子男人并没有听见老妪的这一番唠叨，他也没有听见高跟鞋落在沥青路面上发出的咯咯声。他没有看见飘舞在春风里彩虹般的裙裾，也没有看见金色长筒袜从身边掠过时瞬间的光芒。这位绅士翻动着报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周围的一切对他而言不复存在。

“人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很健忘，”老妪并没有停止抱怨，“我们拥有这个可爱的国家，拥有这种天堂般的气候。但是，光有大自然还不行，你们这群废物！真正起作用的是男人，是有头脑的人。难怪我们现在一切都一团糟。瞧瞧那些人，他们连刚刚过去的冬天都忘了。他们把冬天的残酷统统抛到脑后。他们甚至不在乎——他们连女人都不屑一顾。先生，我告诉你，人们实在是太健忘了。”

男人充耳不闻。老妪备感失望，挪开步子，朝一边走去，那里，一个满脸皱褶的老头正不断挥舞着手中的空购物袋。

“说得太好了，太好了！”驼背老头嘟囔着，“我家老太婆就是这个冬天死的，我眼睁睁看着她断气。因为他们不给我们提供暖气。我们整个冬天都生活在冰窖里，连一滴热水也没有。老太婆有心脏病，寒冷的天气让她丢了性命。没错，先生，人们是多么健忘啊！他们甚至都不抱怨一声。”老人扭头朝着高个子男人的方向滔滔不绝起来，那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依旧靠着灯柱，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面前的报纸。“瞧瞧他们！脑袋像筛子。无论你对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统统都会忘记。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晴朗的一天、一块椒盐饼——没错，只要你给他们一块椒盐饼，一点儿阳光，他们就会忘记。人们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长相体面的男人似乎并没有感觉到陌生人的怨气是冲着他来的，也许，他根本不在听。他收拾好那摞报纸，身体离开了灯柱。

他甩开豆茎般细长的双腿，步子虽说迈得很大，但速度不快，因为他有些体力不支。

没错，这是一条幸福的街巷。风景如画的布加勒斯特，姑娘般活泼轻快——像昔日的小巴黎。要是周围没有贫困，没有挣扎的喘息，没有这个丑陋、做作的繁华该有多好啊！幸福的春天。幸福、健忘的人们，还有幸福的报纸。乐观的，说教的，给人们展现一个未来，一个无比灿烂的未来，只是不知道有谁可以亲身体验到这种未来。

餐桌。面包，牛奶。浆洗过的白色桌布。天刚破晓，他必须起床去弄些面包和牛奶。两杯热饮咝咝地冒着热气。牛奶替代了咖啡——替代，因为真正的咖啡难得一见。不管怎样，老年本身也是一种替代。我们的国家已经老龄化了。几片发硬的黑面包，上面涂了薄薄的一层李子酱。但是，桌上的餐具——调羹、刀叉、盘子——还像新的。每一件物品都是那么整洁、光亮。窗户敞开着，灵丹妙药、蛇毒、幻觉，都进来吧。春天，春天！

加夫通夫人快速翻阅着面前的报纸。她戴上眼镜，啜了一口牛奶，扫视了一下标题页，她放弃了。其实，只有到了晚上，等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她才会有时间看报纸。她把那摞报纸朝坐在餐桌另一头的丈夫那儿推过去。

“至少，现在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如果只有冬天，或者只有夏天，那该怎么办？重要的是和谐。当然，我们这里就很和谐。我们真是幸运！”

她丈夫长时间地盯着她看。

“是的。实际上，刚刚有人说过这话，就在报纸上。春天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礼物！虽说不再年轻，但也是一种重生，不是吗？一种真正的刺激。”

他的夫人摘下眼镜，放在那摞报纸上。她低下头，看着桌上的杯子。沉默了片刻之后，她开始低语。没错，是低语。

“你还记得弗朗茨·约瑟夫是什么时候死的吗？”

“什么？你又听说了些什么？”

“没有，我只是随便说说。我把一些事情搞混了。咳，你过去常说，他还算是一个宽容的皇帝。”

丈夫微微一笑。他对夫人早餐时分的夸张表现已经十分熟悉了。

加夫通夫人不仅温柔体贴，而且对丈夫的工作也非常支持。她从不过问他的工作，因为她清楚，在他动身去图书馆之前，任何问题都只会徒增他的烦恼。然而，加夫通先生晚间归家时总免不了谈及自己的研究内容。

虽说如此，加夫通夫人在早饭桌上还是会东拉西扯、旁敲侧击，她想让夫君知道，他的研究也让她着迷。

“实际上，我在想：恺撒、尼禄，什么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是什么时候……？还有佛朗哥，或萨拉查、墨索里尼，我知道。他死的时候是春天，对吗？元首也是如此。他放火烧死了自己，那也是在春天。但是，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就是那个乔治王朝时期的，他死在3月份。关于这一点，我不可能忘记。那是因为春天的围困吗？或者，像旋风一样势不可挡。”

丈夫把自己的金丝边眼镜放在杯子旁边，然后伸手去拿报纸。夫人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花白的头发紧贴在脑后。

“对，你说得对，是春天的围困。变化带来的毁灭。这是无法确定、无法阻止的。我把今天报纸上的一个小故事读给你听听吧，看看你们还会不会说，我们这里平安无事。”

他把桌布的一角抹平。夫人站起身，手里拿着装面包的篮子。他看着她。一天中宁静的时刻。早饭给了他力量。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平静的交谈之后又将是奔波推搡，消息、借书证、给当局的信，然后是更多的消息，等等。

“听着，‘我们将要在这里简要阐述的事实似乎是来自一部关于三K党或是关于一群搞政治迫害的人的电影。在邻里街坊中搞政治迫害。’听我读啊，难道你不想听吗？”

女人忙着把桌上的碗碟往水池里放。她慢慢地挪着步子，左腿一瘸一拐，身子向一边倾斜，有些心不在焉。但是，她很快又回到桌边，坐了下来，两只白皙的胖手温顺地放在洁白的桌布上。

“就这样，他们闯入了那个女人的公寓。接下来会怎样？你猜猜看。他们放了一把火。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因为那个女人喜欢动物，你在听吗？因为她养了小猫或者小狗，咳，谁知道她究竟在家里养了些什么。我们来看看他们这样做的借口，以及他们采取的措施。那个女人的名字和地址……你看不出吗？那个自称是地方委员会成员的什么先生，跟那些家伙，以及街区的其他住户狼狈为奸。你能看出这里面的联系，不是吗？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吗？”

他的夫人看着他，一脸的严肃。加夫通先生总是喜欢把日常发生的事情跟他自己在图书馆里进行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对此，他的夫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她知道，她的夫君习惯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40年前发生的事件中。但是，今天，他的声音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似乎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时刻，一次决定性的最终测试，而这个测试却完全超越了她的理解能力。尽管如此，她还是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激动——一场出乎意料的胜利，是的，一种恐惧。一种长期压抑的恐惧不仅证实了他自己的期待，可以说，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生命。

一个小时后，马太·加夫通先生在向图书管理员借阅比平时更多的书，而且，不知什么原因，他呆呆地站在那里，过了很久，他才伸手去拿面前的书。尽管这样，他还是仔细地检查了一番——1941年4月7日966号法令：决定对于重大的叛国和间谍罪行实施更为严厉的惩罚；普伦叶涅和拉谢拉：《法国的法西斯主义》；扬·安东内斯库将军：《国民军团式国家的基础》，1940年9—10月出版；卢克雷丘·珀特勒什卡努：《三个独裁者的统治时期》，再版，布加勒斯特1970年；《对格拉齐亚尼的审判》，罗马，1948—1950年；1941年4月7日966号法令：禁止政府公务员与外国人或犹太人通婚；《纳粹的阴谋与入侵》，华盛顿，1946年……这些书他已经很熟悉了，但他再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满足。流行病四处蔓延，那种困惑——希望如此渺茫，充斥着欺诈，直到那个看不见的捕鼠器啪的一声关紧了，一切都为时已晚，无法补救。昨日，疾病还停留在隔壁邻居的门口，或者是邻居的邻居家里；今日，它已经登堂入室，补救已经来不及了。罪恶之根源不仅仅隐藏在刽子手的心底，而且扎根于每一个囚犯的心中。猎人和牺牲品，纵火，一种私刑，什么样的借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猎物。

解释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真的，非常简单。都是春天惹的祸？春天，像40年前的那个春天？每时每刻都要警惕陷阱和圈套，久而久之，身心备感疲惫，迟到的遭遇已经超出了自身的驾驭能力。托词——有谁愿意相信？——竟然是小猫！

“你要走了吗？”柜台后面的那位金发女郎一脸的茫然。

他耸耸肩，感觉很是内疚。

他沿着大街漫步。春天。话语。话语构成的春天。三硝基甲苯。尘埃。红色。樱桃。柔嫩的花蕊，就像广告中呈现的那样。一只狗和一只猫。爆炸，大火，流氓，撬棍，公寓被毁，熊熊燃烧的火焰。大地，空气，水源，火灾。氧化，催情，挑衅，孤寂的毒液。春天，流淌的话语。

他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这是一个肮脏的小公园。话语，大脑在永恒地创造话语，你聆听话语在内心不停地流淌。毁灭。大火。撬棍。爆炸。邪恶。红色。火葬场。蜉蝣。蜉蝣的外表和身体。诱人的邂逅，令人生厌的丝绸，忧郁的田园诗歌，夜晚的轻风。疲倦的想象像一层保护膜，以言语的形式将他包裹。缺席的时刻——他明白这种衰老的逃避带来的危险。

也许他应该去托莱亚家，把杂志带给他。托莱亚的反应有些孩子气，始终让人捉摸不透：这种反应极为理想地模拟着活力，它甚至发散出某种病态的狂躁情绪。托莱亚可能会高声叫骂，或是点燃屋内的杂志，或者直接把他当作入侵者赶出大门。咳，究竟谁是入侵者，真难说得清楚。毕竟，房客是托莱亚，而不是他。因为自己不常来，因此，是的，应该去拜访一下托莱亚，这样，这位房客就没有理由抱怨了。不经常来——但上次的拜访就发生在昨天。

他轻轻地敲了敲门，无人应答。但是，托莱亚在家里。他能感觉到这一点，只是托莱亚不想开门罢了。他的手又在门上拍了拍，一下，两下，然后轻手轻脚地把门推开。托莱亚·沃伊诺夫先生连头也没有回一下，他似乎已经认出了闯进来的这个人，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欢迎的姿态。客人仍旧伫立在门口，踌躇着该不该进去。等待只持续了片刻。主人迈着大步，直接来到客人面前。

“老伙计，你来了！”

主人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闪身为贵客让道。这是唯一可行的通道，客人微微一笑。他打量着教授，脸上闪现着光芒。没错，房客一点儿也没变：有棱纹的白色长裤，白色毛衫，白色网球鞋。修过面了，光光的，很精神。没错，就是他。狭小的房间里只有两张椅子，他坐了下来。

“我带来了坏消息。”

“谢天谢地！”教授在胸前画着十字，“那就全都说出来吧。我用咖啡答谢你。别闷在心里，朋友，好吗？你会喝上一杯货真价实的咖啡，百分之百的，跟我们这个多边发展的国家所喝的那种玩意儿完全不同。如果你的消息是严重的——我的意思是说，糟糕的——那么，你可以享受到一杯顶级咖啡，从真主的咖啡壶里直接倒出来的。”

他在猪圈般的房间里转悠着，书籍、领带、笔记本、购物袋等散乱在周围。他仿佛是一个魔术师，瞬间变出来一个保温瓶和一只杯子。咖啡准备好了。在他们中间的那张铁制小桌上，摆放着一只绿色的大杯子，里面满满一杯咖啡。

“就我一个人喝？”

“我已经喝过了，灌了满满一肚子。我的胃动力消失殆尽。你慢慢喝，别着急。在你把灾难性的消息说出来之前先放松一下。我今天的时间都归你了，马太公民。你把我堵在家里——我真是不走运。”

客人小口啜着，微笑着，但笑意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先解释一下，这样，我们之间的谈话会顺利一些。”教授开始不耐烦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你，省得你旁敲侧击，一路赶往加德满都。说吧，全说出来吧。你想收回这间屋子。我必须从这个墓室里搬出去。我说的没错吧？”

客人差一点儿呛住。

“不，不，绝不是这事儿。我要说的是，大幅度的裁员计划即将开始。你档案里的内容肯定对你有影响。就像50年代那样。这就意味着，你的饭碗保不住了，这可不是玩笑。你也知道，这一次，我是无能为力了。”

他一口气把事情都吐露出来，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接下来，两人许久没有说话——一种崩溃，一种联系的缺失。

最后，教授的声音打破了寂静。他的声音尖厉，又恢复了活力。

“作为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你对各色各样的恶作剧都充满了兴趣，我没说错吧？我听说，我听说你每天都给政府写信。你想借此赎你50年代犯下的罪恶，对吗？那时，你是新闻记者，你为他们编造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谎言，还添上许多他们或许没有要求你写，但你却相信的东西。现在，你试图弥补过去的过失。你不断地呼吁，不断地提申请，提建议。你批评，你提醒，你建议。一个志愿者，一个真正固执己见的记者！你勇敢，你随时准备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你说，政治档案又回潮了，就像50年代那样。但是，那些事情不会重演的，是吗？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现在，勇气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退休金每月按时送到手中。你帮助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不对吗？也许，你会为我再谋一个职位。毕竟，你和我哥哥在上个世纪是理工专科学校的同窗好友。他现在已经是阿根廷公民了，生活在那个被称作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疯人院里。我们的朋友马尔加说，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他了解这类事情，因为他本人就在一家疯人院里工作。”

客人身子前倾，手里仍然端着那只咖啡杯。但是，托莱亚的目光并没有在他的身上停留。

“你想让我做些什么？请你那个阿根廷同窗帮忙？求我那个魅力无穷的哥哥？乞求他的施舍？你知道，老板已经完蛋了。还能做些什么？游泳池、轿车、农庄、房屋、银行存折、假期——这些都令人生厌。要我写信跟他聊聊童年的往事，壁炉，还有父母亲居住的房子吗？他定会热泪盈眶，立马去看精神科医生。”

“别逗了，别再夸张了。看来，他已经给你写过信了。”

“当然，当然。我除了快乐之外一无所有。通信联络！海外！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法西斯独裁专政！那些亲戚背井离乡，因为他们幻想轻松挣大钱，他们向往舒适的生活。他们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期间给我们寄一些可兑换的钞票。我只是一个替代。加夫通先生！被打扮成替罪羊的旧时代的余孽。他们在政治研讨会上就是用的这个词语，不是吗？然而，谁知道呢？你可以帮我找个工作，也算是某种补偿吧。一个有薪水的嗜好。不是你这种带薪的新工作，就是一种没有任何报酬的反省。你看如何？你愿意雇用我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

“这么说，你不明白。好吧，如果别人听不懂，那就应该进一步解释，对吗？你还记得那场‘大悲剧’吗？”

加夫通沉默了。他把身体的重心从左侧移向右侧。

“家庭悲剧！死亡，先生，那是世上唯一的一种悲剧。死亡。上帝雇用我们这些人上演了那场悲剧，不是吗？因此说，死亡……你肯定还记得那场葬礼，对吗？我指的是父亲那个时候遭遇的事情，记得吗？”

客人连忙插话说：“是的，当然记得。”

“很好。这么说来你还记得。那是什么：自杀、谋杀、事故？难道你不记得了？也许，你已经忘了。你那时的名字和现在不同——一切都不一样。”

“那又怎么样？你什么意思？”

“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瞧瞧，当然，你不会告诉我，你那时的名字是加夫通。我说错了？咳，算了，我们不要纠缠细节了。这么说，你现在是一名在家里办公的记者了。”

“你是从什么渠道——”记者的脸由红变白，突然间，又红了。

“朋友，我没什么恶意，别难为情。有些虚幻的目标其实很有意思，非常天真，并非都是卑鄙邪恶的。你最近的想法和最初的想法一样，都十分人道。它令人感觉更加愉快，因为它毫无用处，也不会给你带来任何收入。因此说，你现在是一个替百姓服务的记者，很好。你不再写文章，而是改写信件了，对吗？很好。就像那些拉美的警察，他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帮派，镇压流氓恶棍——然而，这是借用警察力量的个人行为。很好。只要你具备其他的激情。我本来想使用疯狂这个词——请见谅。照此看，你开始调查了！你审视过去，为的是遗忘现在，或者说，为的是更好地了解现在。当然，这不是我的事。但是，这也是，或者说，这也能够成为我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怀着不同的目的研究同一时期的历史呢？但我是要报酬的。你意下如何？”

“我反对，我不明白你追求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