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县委书记患疾患穷 牛头岭械斗出命案

牛头岭大规模的械斗事件，给李明桥提供了一线机会。他仔细琢磨了一下：石副省长来蓟原，是一个由头；矿山发生大规模群殴事件，打死了一名煤老板，这又是一个由头，两个由头加起来，李明桥想就此对这一带的矿山进行一次强制性的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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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万清来到省城，先是到相关部门走动了一圈，又拜访了几位老领导，然后才到省人民医院见自己的老同学。他给老同学带了两箱50年窖藏的蓟原老白干。老同学见了酒，哈哈大笑，连说：“老杜啊，咱们同学里面，级别比你高，厅级副厅级的多得是，但要论权力的大小，还就数你大。”

杜万清说：“两箱酒就让你拍上马屁了？”

“不是，不是，”老同学说，“我说的是真话。你想想看，在中国现有的体制里面，哪个级别的官员手中权力最大？”

见杜万清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他又接着说：“县委书记，权力最大的肯定是县委书记。”

杜万清说：“这酒还没喝呢，怎么就先醉上了？尽说胡话。”

老同学很认真地说：“怎么是说胡话呢？你想呀，这县委书记，自己的县份，要怎么样发展，县委书记说了算吧？县财政的钱，打算怎么花，县委书记说了算吧？下面的干部怎么样任用，该提拔还是该免职，县委书记说了算吧？要搞什么样的工程，要打造什么样的产业……凡是该县域里的事情，事无大小巨细，都得县委书记拍板是吧？吃饭有人请，喝酒有人送，连找情人，都有人‘拉皮条’……说的就是你们这些县级领导。”

杜万清打了一个呵欠，无可无不可地说：“听起来一套一套的，全都是歪理邪说……你呀，只管治病救人，别尽瞎琢磨官场上的是是非非。”

老同学长叹一声，惋惜地说：“要说呀，这个社会，还尽让你们这些官场中人给折腾坏了，我们当医生的，上手术台前，还得用准备拿手术刀的手，掂量掂量病人家属送来的红包，是厚还是薄——你说，哪朝哪代，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杜万清一想，也是，自己作为病人，不是也不敢胡乱找医生吗？他不大相信自己不太熟悉的大夫，怀疑对方是否真的有诚心给自己瞧病。他甚至一度产生过疑惑：做手术的医生，如果没有收到病人家属送来的红包，还真敢开膛以后不给病人缝上？

官场中人追名逐利，自古亦然，就像绿头苍蝇看见长了蛆虫的腐肉一般。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风气，竟然影响到了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身上。不只是医疗卫生行业，就连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育行当里，也是充满了铜臭味：逢年过节，学生要是不把自己的班主任和代课老师走动走动，他就敢在讲课的时候给你打埋伏、打折扣……杜万清已经不止一次听人反映过，说是蓟原一中的老师，平时在课堂上从来不讲重点内容，马马虎虎混过去就成，而把重点内容放在课后自己办的补习班上讲，逼迫学生非参加他的补习班不可。他甚至听过一个笑话：

某中学有一位老师，40来岁，当班主任。放寒假的时候，这位班主任给班上学生开最后一次班会，一再强调：不准学生给他拜年。班主任很严肃地告诫自己的学生：“要过年了，不许大家来给我拜年——虽然我的家，不是太难找，XX街XX号，左拐弯就到——但是，不许来拜年，否则，我会很生气！”他一连把“不许来拜年”强调了很多遍。现在的学生多聪明啊，结果，春节的时候，学生挨个去给这位班主任送了礼……

一个不是特别搞笑的段子，一度在蓟原县传得沸沸扬扬。传到杜万清的耳朵里，他琢磨着，怕不是单纯的笑话那么简单，十有八九是真有其人其事。

毫无疑问，这种风气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端。当了多年的县长和县委书记，杜万清太了解中国的这种基本国情了，而且比一般人的理解要更为透彻一些。他明白，这已经不单单是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的问题，而是“拜金主义”引发了一系列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现实状况是，医生和病人之间，已经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学生和老师之间，也缺乏足够的信任感；依次类推，在领导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之间，信任感又在什么地方呢？

很难想象，在信任感普遍匮乏的今天，究竟还有没有一块属于心灵的净土？

杜万清摇摇头，这已经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所能左右的事情了。

按照老同学的安排，杜万清要在省人民医院待将近一个月时间，以便让医院里的专家们，对他的肝部做更为全面和详尽的检查，期间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常规治疗，目的是保护肝脏，并防止肝脏阴影部位可能产生的病变。

老同学兴师动众，整得有些玄乎，弄得杜万清原本淡定的心里又七上八下的。

他疑疑惑惑地问自己的老同学：“你是不是没有告诉我实情？什么阴影不阴影的，该不是‘癌’……什么的吧？”

说到“癌”字，杜万清的大脑里面，就有些发懵。

老同学哈哈大笑，用力拍了一下杜万清的肩膀：“瞎说啥呢，什么癌不癌的，你这个县太爷的命，金贵着呢，我们必须详细了再详细，认真了再认真。你呀，也借机休养休养，都这个年龄了，别老是惦记县上的工作，没有你，地球照转不误。”

杜万清心说，没有自己，地球是照转不误，但蓟原县肯定会乱成一锅粥。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嘱咐老同学道：“既然没啥大问题，就不要整这么大的动静，做好保密工作，别弄到最后，又成了菜市场，人来人往的。”

老同学说：“那是当然，你老兄的习惯，我还不清楚？”

杜万清以往生病住院，来来往往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弄得他很烦。再后来，有个头痛脑热的，只好严密封锁消息，偷偷地往医院里跑，整得跟做贼似的。

县委书记住院，首先闻风而动的，肯定是县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这些人，干工作不见得有多积极，但到医院这些地方向领导表忠心，则一概是前仆后继，唯恐落在别人后面。别看杜万清快退休了，而且在外人的印象中，好像他这个县委书记当得忒窝囊，但是，只要他往医院里一躺，那些个科部局的头头，乡镇上的书记镇长们，甚至班子里的其他成员，100%都得一窝蜂往医院里跑。

老虎就是老虎，不要以为老虎老了，病恹恹的，好像被人缚住了手脚，就失去了扑人的利爪和尖利的牙齿，不是，这样的老虎，照样拥有巨大的杀伤力——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而是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杜万清知道，自己这个县委书记当得比较保守，尤其是近一两年来，凡事讲究平稳过渡，能推就推，在外人看来，有点畏首畏尾的意思。但是，自从李明桥来到蓟原，他一贯的行事方式被打破了，立场就变得有些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对代县长李明桥不满；一会儿，是对黄志安和郝国光他们的横行跋扈不满……

他承认，李明桥身上有他久违了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无所畏惧、不顾一切往前冲的闯劲，还是年轻人身上固有的活力和事业心？总之，这个年轻的代县长身上，有一种热腾腾的东西。

老同学这次要他住院，他也有借机休息休息，理理自己思路的打算。他的脑子里有些乱，乱的人、乱的事。他想躲一阵日子，一是清静清静，二是看自己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在权力真空的条件下，蓟原的这些人，又能折腾出什么事来。

杜万清并不怀疑李明桥的驾驭能力，但是，李明桥身边的掣肘太多，面对的牵制力量太过强大，如果李明桥一味地“以强制强”，那么，最终吃亏的肯定是李明桥自己。这个人，跟翟子翊一样，都是“一根筋”脾气。他难道就不晓得，在多数情况下，“柔”也能“克刚”、“曲径”也能“通幽”吗？

衢阳市领导班子变动的消息，杜万清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对于常务副书记翟子翊没能出任市长一职，早在杜万清的意料之中。

按说，常务副书记翟子翊的口碑颇佳，在衢阳市的干部和老百姓当中，政声挺好。但是，这些都不作数，作数的是甯江省委领导层的意见。翟子翊的缺点，同时也是他的优点，就是太过刚硬，太过耿直。市长一职，是个很重要的角色，甯江省委当然不敢马虎，按照常规，在人选方面肯定会征求原市委书记和现任市委书记的意见。试想，一个动不动跟市委书记、跟市长拍桌子的人，不管是原市委书记，还是市长转任市委书记的何培基，哪个会替他说好话呢？不落井下石，就已经算是够仁慈的了。

但市长一职暂时空缺，却也充满了玄机：这意味着，衢阳市市长的人选还存在很大的变数，翟副书记仍然有机会问鼎这一职位。

根据杜万清掌握的消息，在有实力问鼎这一职位的人选当中，翟子翊的希望只占到30%，另外70%的希望，分属于另外两个重量级的人选：一个是省委副秘书长，海归派，博士，在省委党校当过副校长；另一个人，是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人年轻不说，而且背景深厚，准备到基层去镀金，衢阳市是首选。这两个人选当中，海归派博士背靠的大树，是省委分管党群组织的副书记，据说，该副书记发表在《求是》等中央党政报刊上的大块头理论文章，都出自该博士之手，有爆料称，该副书记准备在退休之前，把那些文章整理成一本书，作序的人都请好了，是某位退居二线的中央领导。而省政府办公厅的主任，据说是有亲戚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甯江省现任省长曾经给其当过副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亲疏，自不待言。

相较之下，背景关系最弱的，就是翟子翊。当然，翟子翊还有一个处于劣势的条件，那就是海归博士和省政府办公厅主任，都早已经是正厅级，去衢阳当市长只是平级调动，充其量只是从“条条上”走到“块块上”而已；翟子翊呢，还只是个副厅级的副书记，要出任市长，必须再上半个台阶——提拔和平级调动比起来，提拔的难度自然要大一些。

翟子翊的优势，就是在当地的政声好，地方上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挺拥戴他，呼声很高。但他那个年龄，52岁了，属于可提拔可不提拔那种，一般情况下，去人大或者政协当一把手的可能更大一些。据说，省委常委会议议过几次，但都不了了之，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和省长各自提出的人选处于胶着状态，谁也不让着谁。

让杜万清奇怪的是，自始至终，没听说省委书记有什么明确的态度。按照常理，一个经济大市的市长人选，作为甯江省委最大的老板，省委书记一般不会轻易放任其他领导安排自己的亲信。但奇怪的是，在众说纷纭的小道消息里面，压根就没听说省委书记提出过什么人选，给人的感觉是，好像这次的人事之争，甯江省就不存在一个省委书记，从头到尾都是省长和省委副书记在相互掐巴。但细细一琢磨，也很正常：因为省委副书记提出的人选，未必就不是省委书记默许的人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副书记和省长在争，实际上，有可能就是省委的大老板和省政府的大老板在掐巴。

最悲哀的无疑是翟子翊，没听说哪个领导在常委会上力挺他，有个别常委提过，但人微言轻，被别人的话头一岔，就带过去了。

杜万清住的是特护病室，也就是民间版本里面传说的高干病房。条件自然很好，在杜万清的感觉里，跟住宾馆差不了多少，唯独让他不舒服的，就是医院里到处充斥着消毒液的味道，很浓烈，呕得慌。

负责他这个病室的，是一位20郎当岁的年轻姑娘，走起路来一弹一跳的，很轻快。她经常戴着大大的口罩，看不清她的面目，但身材很好，体型苗条，上下都很匀称。她每天要给杜万清测两次体温，量两次血压，早晚各一次。每次量体温前，她都会很细心地把体温计放入他的腋下，然后拉好他的衣服，再顺手掖掖被子，动作很温柔。量血压的时候也是这样，轻轻挽起他的袖口，放好测量仪，细心缠好输送带，然后开始测量，边记录边轻声报个数据……杜万清感到很温馨，有种又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好像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年轻的小护士，而是温柔体贴的母亲一般。杜万清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难道是平时的工作负荷太大、压力太大所导致的？未必吧，自己一个农家子弟，从最基层的普通干部一步步干起，一直做到县委书记，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甭敢说别的，最起码的承负能力还是有的。

难道是自己老了？想到这一点，杜万清的内心遽然一惊。他隐隐约约记得，好像什么资料上刊载过一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说是一个人，如果动不动产生回到幼年去的想法，或者有类似的幻觉，说明这个人的身心正在急遽地变老和衰退……自己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正是如此吗？难道衰老正在肆意地蚕食着自己？

他有些后怕。他知道人人都要老去，人人都要把自己的这副臭皮囊，最终交还给泥土，他58岁了，以届知天命之年，但是，他仍然无法面对自己日渐衰老这一可怕的事实。尤其是两年后，他就要彻底退休，他的头顶上再没有了权力所带来的荣耀和光环，那时候，他又如何面对一个失去权力，赋闲在家，而又风烛残年的衰败老人？他实在不敢再往下想。

期间，李明桥打过几次电话，就几项具体工作征求过他的意见。李明桥重点提到石副省长要去蓟原视察，问他是不是提前返回县里。杜万清没有说死，只说到时候看吧，但强调接待工作一定要做好，不可有任何疏漏和马虎。临挂电话的时候，杜万清犹豫片刻，对李明桥说：“明桥同志，石副省长来蓟原视察的相关工作，你可以跟市委翟副书记通个气，看他有什么指示。”

电话那边，李明桥明显地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琢磨杜万清这句话的用意，然后李明桥才回答说：“好的，好的，我会请示翟副书记的。”

放下电话，杜万清默默地望着病房里雪白的墙壁。

医院里就是这样，什么都是白颜色，墙壁是白颜色的，病床是白颜色的，床单是白颜色的，被子是白颜色的，医生和护士穿的衣服，也是白颜色的……白得耀眼，白得单调，白得刺目。

杜万清的大脑并没有闲着，有个疑问老是在他脑子里绕来绕去：石副省长这个时候去蓟原，到底有什么目的？这位石副省长，分管工业口，衢阳市是甯江省的经济重镇，而蓟原县又是衢阳市的经济命脉，他这个时候去蓟原，有什么玄机呢，未必就是单纯地去视察蓟原的煤炭产业吧？他估摸着，不光是去蓟原视察这么简单。

石副省长不是省委常委，左右不了干部的命运，他去蓟原，市委书记何培基同志未必就肯陪他；而其他市上的领导，单由对口的副市长一个人陪同，分量又稍嫌轻些；唯一的办法，就是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出面，和分管工业口的副市长两个人陪同下去，最是合适不过。杜万清提醒李明桥征询翟副书记的意见，就是估计到翟副书记有可能是陪同人员之一。

当然，杜万清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他无意中得知，这位石副省长尚在南方某省工作时，曾经跟省委组织部长在中央党校有过一段时间的同窗之谊，不管当时关系处得如何，现在毕竟都是甯江省的大员，彼此之间的走动，自然要比其他人来得亲密一些。

有时候，你要把地球撬起来，不一定非得拥有包罗天地、颠倒乾坤的本领，或许，只需要一根小小的杠杆、一个合适的支撑点，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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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源煤炭经销公司的总经理黄小娜，如愿拿到了财政局长周伯明拆借的一部分资金，3000万元，一笔不大不小的数目，但拿到钱的过程却有些曲折。郝国光不怎么满意，原因不仅仅是拿到钱的方式比较麻烦，而且，周伯明这次张的口有些大——光送给周伯明的银行卡上，就比往年多打了50万元，还不包括中间环节付给其他人的好处。

周伯明先是以财政局的名义，给县政府打了个报告，报告中称：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三农”政策，建议由财政局牵头，成立“蓟原县涉农企业担保基金”， 向政策性农业担保机构增资4000万元，以用于解决蓟原县农机公司等若干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报告送上去后，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在背后积极运作，仅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这个报告就经由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批复了。

经过一番紧密的筹备，斥资4000万元的“蓟原县涉农企业担保基金”顺利成立。这个担保基金，只是用来做抵押的，真正掏钱的主，是银行。也就是说，受扶持的涉农企业拿到的钱，是由担保基金抵押的银行贷款，只不过不用企业自己付利息，政府贴息而已。

蓟原县的涉农企业有六家，除了不死不活的县农机公司，另外还有一家种子公司、一家饲料厂、三家规模不太大的养殖企业。在黄志安和周伯明的共同运作下，这六家涉农企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银行贷出了4000万元。然后，其中3000万元从这六家企业的账上走了个过场，一转眼的工夫，又转到了华源煤炭经销公司的账户上。

黄小娜用这3000万元，顺利地签下了十来份订单。她粗略地算了一笔账：到了冬季，假如煤价果如郝国光所估计的，不跌反涨，继续往高里走，那么，这十来份订单，可以给华源公司带来一笔不薄的利润。

黄小娜比较高兴，就有意跟郝国光温存一番。但郝国光没有反应，他还在生周伯明的气：周伯明睡了自己的老婆不说，现在也学会狮子大张口，从他郝国光身上揩油了。

黄小娜拍拍他的脸蛋，说：“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嘛，不就50万吗？对咱们来说，只是牛身上的一根汗毛而已。”

50万确实不是多大的数目，但郝国光的心里头，就是不舒服。他知道，这不舒服，一小半是因为周伯明多要了50万元造成的；一大半，是他对周伯明给自己戴绿帽子一事，至今耿耿于怀。

在这方面，男人通常表现得非常自私。他可以拥有黄小娜，可以在风月场所和那些卖淫小姐左拥右抱，但他就是不能容忍刁月华背叛自己。

黄小娜明白郝国光的心思，不说话，只是用细葱样的手指，轻轻抚摸他的胸膛。过了小半天，才像忽然记起似的，说：“国土局的张局长，昨天找过我……”

郝国光哦了一声，问黄小娜：“张得贵找你干什么？”

“他说，要我们帮他在省城置办一套房子。”

“省城？”郝国光沉吟着说，“张得贵这个人一贯谨慎，怎么会想着去省城弄房子？”

黄小娜说：“就是啊，他好像从来没提过类似的要求。”

郝国光问：“他要多大的？”

黄小娜说：“180平米，复式的。”

郝国光在大脑里面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连装修带家具，得200多万。”

黄小娜说：“就是，少说也得200来万。我没有明确表态，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只说忙过这两天，再跟他联系。”

郝国光琢磨了一下，说：“张得贵既然开口了，就把咱们手里的房子挪出一套来，给他。”

黄小娜很不情愿地说：“就这么给他？西城口那块地，我可是跟他提过好几回了，硬是不松口。”

郝国光半搂着黄小娜，捏捏她的一只耳垂，说：“我早就劝过你，你不听。趁早撒手，别打那块地的主意，我们即使送给他一套房子，张得贵也不见得会把地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