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官舅爷嫖出强奸案 罢贪官逼宫常委会

县委书记杜万清万万没有想到，李明桥竟然公开跟他叫上了板，这让杜万清非常恼火。县委书记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牵着鼻子走的吗？想他李明桥，一个在从政经验和政治敏感性上都很稚嫩的毛头小伙子，头上还顶着一个“代”字，凭什么跟自己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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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富贵惹上了一点糗事。本来，刁富贵没有在意，他以为，在蓟原的地面上，没有谁敢不给他刁富贵脸子。但事实是，这次的事情有点麻烦，还真有人不怕马王爷的三只眼。

刁富贵是华光煤业公司的法人代表，职衔是总经理。他的公司光在黄杨镇的矿山上，就拥有三处年产煤量在30万吨以上的矿点。一周前，刁富贵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去夜总会唱歌，他看上一位小姐，该小姐的眉眼有点像日本的影视明星酒井法子，文静、优雅、美艳惊人。有意思的是，该小姐的发型也是模仿酒井法子的发型。刁富贵特兴奋，有点傍上大明星的感觉。刁富贵做得特痛快，事毕，他扔给哭哭啼啼的小姐两千元钱，扬长而去。谁知，过了没几天，派出所的人找上门来，说有人告他强奸。派出所办案的民警知道刁富贵的身家，加上又是大名鼎鼎的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就对刁富贵比较客气。但客气归客气，有人告状，而且证据确凿，他们就得接案处理。刁富贵再牛人，也已经成了准强奸犯。对待犯罪嫌疑人，办案民警的客气中，就多少带点咄咄逼人的意思。民警还算给他面子，没有当场拘走他，只是让他在限定的期限内来派出所自首，并告诉他，如果自首的话，将来量刑的时候会轻一些。

刁富贵当然不打算去自首，他也没打算减轻自己的量刑——他压根就没有让自己获刑坐牢的概念。他对郝国光说：“姐夫，这次得你出面了，这个派出所的头头一根筋，水泼不进油泼不进，好像不食人间烟火，我还真没辙了。”

郝国光那个气啊，恨不能扇自己小舅子俩大耳刮子，瞅瞅，干的是不是人事？一个卖淫小姐，多给点钱，愿咋折腾就咋折腾，为什么非要强迫人家，还让对方告他强奸？但郝国光不能扇自己小舅子耳刮子，不但不能扇，还得帮刁富贵把屁股擦干净了，不然，刁月华会跟他拼命。刁月华允许郝国光在外面养个把女人，沾点花惹点草什么的，但刁月华家里人的事情，基本上就是郝国光的事情，他不管不成，管不好也不成。

郝国光还没有言语，刁月华就已经搭上腔了：“富贵啊，看你那点出息，连个卖淫小姐都收拾不了，真是！”

刁富贵平时惧怕刁月华，就红了脸，讪讪地说：“姐，看你说的，不是让人家逮着证据了吗？”

刁月华嘴巴朝郝国光一努，说：“咄，让你姐夫给你想办法。”

郝国光这才接过话头，问刁富贵：“派出所逮着什么证据了？”

刁富贵脸色一红，呐呐地说道：“……让人家录了音……”

这次，不止是想扇俩大耳刮子的问题，郝国光真想一把掐死自己的小舅子。什么是糊不到墙上的泥巴？什么是上不了台盘的狗肉？自己的小舅子就是。郝国光心里暗骂：没出息的东西！他端起面前的茶杯，抿了一口，先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才又问道：“怎么会被人录了音？你是不是被人算计了？”

刁富贵说：“姐夫，不是被人算计了，不是的姐夫……那个妞原先是学新闻的，在一家报社见习过，见习期间买了一支采访笔随身带着，后来没当成记者当了小姐……不是那个，那个，这个……”

郝国光问：“什么‘那个、这个’的？”

刁富贵说：“谁想那个妞接客人的时候，也揣着采访笔……”说到这里，刁富贵偷眼看了看自己的姐姐。

郝国光明白了，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小舅子强奸对方的时候，人家摁了录音笔，把整个过程给录了下来。郝国光知道刁富贵的毛病，好显摆，好招摇，他教训过多少次了，让他低调点，他们这样的人家这样的身份，容易招人嫉妒，所谓树大招风，说不定哪天祸患就找上门来了。但他这个当姐夫的，说了等于白说，刁富贵当面答应得好好的，但只要离开他目光所及的范围，照样花天酒地，一身的痞子习性，哪有个总经理的样？为此，他曾经对刁月华念叨过，让她管管她的弟弟，但刁月华护短，说自己这个弟弟匪是匪了点，但对她这个当姐的，倒是言听计从，从来不打弯。郝国光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你确定不是被人设计陷害的？”郝国光谨慎地问。他不能不谨慎，如果真有人设计陷害刁富贵，那么，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对方的目标有可能不是刁富贵，而是他，他这个在蓟原的地面上能够呼风唤雨的煤炭局长。

“应该不会吧……”刁富贵估摸着说，“我跟公安上的哥们打听过，那个妞名牌大学出身，脾气古怪着呢，明明是卖淫小姐，还讲究什么情调讲究什么前戏……”

刁月华正在对着镜子描自己的眉毛，这时回过头来，打断刁富贵的话：“咄，别提你那些恶心事，龌龊！”她拿腔拿调地说：“我说，你也给你姐夫给你姐争点面子，至少也给刁家争口气啊，怎么尽让姐夫给你擦屁股？”

刁月华一说话，刁富贵就不敢再开口，只是一个劲点头，嘴巴里边“唔唔”两声，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郝国光说：“新来的这个县长，跟其他领导有些不大一样，我们行事，还是小心谨慎点为上，别撞到李明桥的枪口上，连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咄，说什么呢，乌鸦嘴！”刁月华撇了撇嘴巴，“我看啦，你还是趁早给黎局打个招呼，把案底抽掉算了，别真给整到局子里去，关个三年五载的。”

刁富贵连忙接过话头，一迭声地说：“就是啊姐夫，我姐说得对，让黎局把我的案底抽掉，一了百了，省得那个妞今儿个要告，明儿个也要告……”

郝国光心说，要真是把自己的小舅子抓进去关个三五年，他倒还省心了——刁富贵这个折腾法，说不定哪天就出事了，刁富贵出事是小，华光煤业出事是大。华光煤业公司，明面上的法人是刁富贵，实际上，真正的幕后老板，是他郝国光和刁月华，公司的名称，都是取他们夫妻俩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组成的。当初，如果不是刁月华撒泼，郝国光说什么也不会让刁富贵来打理这个公司。凡事都有个度，在刁月华面前，他郝国光还是得让着点，不然，女人家行事，容易失去理智，真闹起来，后果还真不堪设想。正因为刁富贵是刁月华一手扶起来的，刁富贵就对自己的姐姐言听计从，刁月华说东，刁富贵就不敢往西，倒是在他这个姐夫面前，刁富贵一贯大大咧咧的，让郝国光的心里很不舒服。

再怎么不舒服，该找的人还得找，该擦的屁股还得擦。

郝国光拿出手机，给公安局长黎长钧打电话。

郝国光在电话中说：“黎局啊，好长日子没见了，得空了，啥时候好好聚聚……”

郝国光是煤炭局长，黎长钧是公安局长，俩人在蓟原的地面上动不动就碰面。郝国光之所以说好长时间没见了，指的是公务场合以外的聚面。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一样，心里面堵得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县长李明桥会给他这样一个下马威。他这个常务是分管财政口的，临了却没有了财权，彻彻底底成了县政府的一个摆设，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黄志安心里明白，他这个副县长之所以一直当得比较风光，那些厂矿建筑企业的老板，之所以整天围着他的屁股转圈，还不是因为自己手握蓟原县的财政大权，有批钱批条子的权力？几乎县政府所有看得过眼的建设项目，项目经费都得从他黄志安的手心里过。拥有权力，才会拥有地位；拥有权力，才会拥有威严；同样，拥有权力了，才会产生足够大的效益……现在，手中的权力没有了，在那些厂矿建筑企业老板的眼中，他黄志安就屁都不是。

李明桥的县长办公会一结束，周伯明就守在了黄志安的办公室里。这位财政局长尚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气呼呼地说，这新来的县长也太不把他这个局长放在眼里了。黄志安心里正窝着火，连脸上的肌肉都在不住地颤动：李明桥岂止是没有把财政局长周伯明放在眼里，他这个常务副县长，人家也没有正眼瞧瞧的意思。黄志安甚至怀疑，李明桥这样做，有故意打压他的嫌疑，毕竟，李明桥还只是个代县长，“代”字一天没去掉，李明桥的县长帽子就还不算戴稳当了。在蓟原县的官场上，唯一能对李明桥构成威胁的，就只有他黄志安，如果他黄志安动点歪脑筋，李明桥想去掉头顶上的“代”字，恐怕不会那么容易。

周伯明问他，咱们就这么忍气吞声算了？

黄志安当时就火了，说：“看你那点出息，什么叫忍气吞声？工作上的事情，怎么安排怎么干，哪来那么多废话？县长们的分工，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财政局长来操心了？”

财政局长脸色一暗，没敢再吭声。黄志安窝火，没地撒，先冲财政局长发了一通，看到财政局长的脸色不怎么好看，他的语气缓了缓，说：“天一时半会儿还塌不下来，该干啥就去干啥，别尽瞎琢磨。”

黄志安训财政局长训得斩钉截铁，但他的内心深处，同样惴惴不安。等财政局长悻悻地走了，他一屁股窝进圈椅里面，一脸的疲惫和沮丧。

黄志安有些后悔，当初如果再拼点血本，也许蓟原的县长就不可能是李明桥，而是他黄志安。如果他黄志安是县长，那么，事情的发展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他黄志安的脸上是什么颜色，蓟原的天空就得是什么颜色！

对黄志安来说，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代县长李明桥，至于书记杜万清，他并不太放在心上。杜万清老了，一位快要退休的县委书记，凡事都讲究平稳过渡，只要能够顺利地退下来，平安着陆，对杜万清而言就是莫大的幸事，至于其他方面的事情，什么利益啦、权力啦、政绩啦，杜万清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关心。黄志安则不一样，他不但在年龄上占有优势，而且上下周边的人事关系，也打理得井井有条。所谓官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人情场，大官也罢小官也罢，很难摆脱人情关系。

黄志安的人情场，营造得比较成功，这么说吧，市委常委会一开，一溜儿常委里面，至少有一半人会替黄志安说好话。在蓟原，有能力有条件竞争县长的，本来就没有几个：常务副书记年长富资历够老，但这人好色，看见女的，就像狗看见了肥肉，猴急猴急的，硬是把县委办的一位女秘书勾上了手，后来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离婚官司，弃了原配，跟女秘书成了一家子。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上上下下惊动了很多人，同时也葬送了年长富的政治前途，好在有人出面说话，年长富总算没被从常务的位子上拿下来。其他常委和政府这边的几位副县长，按照惯例，没做到常务的份上，通常情况下不会提正职。

黄志安平时也没闲着，上蹿下跳好长时间。本来，蓟原县县长的这顶帽子，铁定是黄志安的了，谁知，常务副书记翟子翊横着来了一杠子，非要把自己的秘书李明桥安排到基层来。翟子翊背地里被干部们称为“铁腕老三”，发起横来，市委书记和市长也只能干瞪眼。黄志安的县长就这样被李明桥顶了。

顶了也就顶了，好歹还有一顶常务副县长的帽子，只要常务副县长的帽子还在，在蓟原地面上，他黄志安就还算得上一号人物。让黄志安没有想到的是，李明桥偏偏釜底抽薪，一股脑收走了他的财权——没有了财权，他头上这顶常务副县长的帽子，就只是一个虚衔，啥实际意义都没有。没有了权力的“官”，还算得上是“官”吗？当然算不上，只不过成了人家书记和县长的工作机器罢了。

黄志安的心里不妥帖，刚开始嫉恨翟子翊，现在是嫉恨李明桥。他不习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习惯于玩弄别人；他呼喝别人呼喝惯了，不习惯被别人呼喝来呼喝去的……李明桥不是一个和善的主，跟他的前任不一样，黄志安的前任脓包得多，三两个回合下来，就被他们赶出了蓟原的地界，而李明桥，有翟子翊做靠山，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在黄志安的从政履历里，他总结出了一条简单的为官之道，那就是：凡是挡自己道的，都得想办法搬开。现在，李明桥挡了他的道，不仅仅是挡道的问题，压根是断了他的后路。既然后路都没有了，他黄志安还怕什么？

按照惯例，县人大会在九月份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选举县长，那时候，李明桥的代县长将接受全体人大代表们的检验，只有过半数的代表给他投赞成票，他李明桥才能顺利地去掉头上的“代”字，成为真正的县长，否则，就只能卷铺盖走人。黄志安认为，既然李明桥没打算给自己留后路，那么，他黄志安也没必要顾忌什么，距离人代会的召开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足够他黄志安运筹帷幄，他相信，凭自己在蓟原的班底，把李明桥赶出蓟原的地面，应该不成问题——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呢，网破了还可以补上嘛，而鱼死了，就只能永远死翘翘了……

黄志安准备打一场战争，一场恶战。在这场战争里面，黄志安想做的，是网，而不是鱼！

2

从黄杨镇回来，沈小初眼前就老是有个影子晃来晃去。刚开始，沈小初以为是自己太累，眼花，后来发现不是，老在眼前晃动的，竟然是那具黑不溜秋的、腐烂得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的尸体的影子。沈小初在心底喟叹一声，他明白，那具尸体已经成为他内心深处的一道坎，一道无法逾越的坎。

作为蓟原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队长，案子摆在他的面前，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有比这更窝囊的吗？窝囊加窝火，可是，他沈小初能有什么办法？副队长韩大伟还在为这个案子四处忙乎，但收效甚微，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沈小初已经做好了放弃的打算。蓟原县每年都会有几条人命悬在那儿，除了矿工就是矿工，矿山上乱得啊，那些个煤老板，只要有俩臭钱，连自己是哪个爹妈生的，基本上都搞不清楚了。曾经有煤老板找过沈小初，送给沈小初一摞现金，试图让沈小初在背后给他撑腰。煤老板给出的价码很具诱惑力，至少在沈小初看来，那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字，他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也未必能挣来其中的一个零头。但他拒绝了。不是沈小初不爱钱，而是那样的钱，拿了烫手。沈小初可不想让自己的后半辈子，让一笔不义之财压死。钱嘛，多了多花，少了少花，日子能过就成。

为此，沈小初得罪过不少人，包括个别上级领导，尽管他获得过三次“全国优秀警察”的荣誉称号，但也只能窝在县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好多年都挪不了窝。以至于很多时候，沈小初都很怀疑，究竟能不能从更高的、精神的层面上，来理解自己所从事的警察行业？能不能呢？他不知道。

沈小初的神思有些恍惚，所以，当局长黎长钧踱进他的办公室，跟他谈刁富贵案子的时候，他的大脑还是一片惘然。

黎长钧说：“小初，那个啥，刁富贵的案子，还是内部处理一下……”

沈小初看着黎长钧，发愣似的问：“刁富贵，什么刁富贵？”

沈小初的反应让黎长钧有些不快。黎长钧以为，沈小初是在跟他打马虎眼，装愣充傻——沈小初没有理由不知道刁富贵是谁，就像没有人不知道他沈小初是谁一样，在蓟原，刁富贵的知名度几乎和沈小初一样高，一个是出了名的暴发户和二愣子，一个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着相当知名度的优秀警察，何况，刁富贵的案子已经转到了刑警队，沈小初不可能不知道。

黎长钧用喉咙眼“吭、吭”了两声，提高音量说：“还有哪个刁富贵？就是华光公司的刁富贵呗。”

顿了顿，又补充说：“强奸小姐那个……为这事，人家郝局长刚给我打了个电话……”

沈小初这才冷丁清醒过来：黎长钧说的，是华光煤业公司的二愣子总经理。刁富贵的案子，沈小初当然是知道的。在他看来，那位卖淫小姐算不得什么好鸟，刁富贵却更加不是东西：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主，就差吸白粉了。案子是城关派出所办的，具体细节沈小初刚开始并不是特别清楚。但他奇怪的是，一个嫖娼，一个卖淫，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的事，怎么折腾到最后变成强奸了？真有些匪夷所思。后来案子转到了刑警队，到了沈小初手里，他才搞明白：感情刁富贵来硬的，让小姐给录了音。也是该刁富贵倒霉，这位卖淫小姐居然是大学毕业生，在报社当过实习记者，嫌收入低，干脆一猛子扎进了烟花场所，毕竟当过半年多记者，家当一直随身携带，就连接客，录音笔都别在领口。当时，韩大伟跑来请示他，看怎么处理，他只是随口说：“该抓的抓，该罚的罚。”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表态有些轻率。沈小初明白，像刁富贵这样的主，一个小小的刑警队根本不能把人家怎么样，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话，阻挠办案，弄不好，又是不了了之。这样的事情，沈小初碰到得太多了，能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法律是有一定弹性的，同样一个案子，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只是让沈小初感到意外的是，刁富贵的案子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局长黎长钧就亲自跑过来了。

黎长钧说：“刁富贵这个人吧，匪是匪了点，但本质不坏，加上案子本身有些不靠谱，还是罚上点钱，把人放了算了。”

沈小初说：“是不大靠谱，嫖娼嫖出强奸案来了，听起来都邪乎，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个作家瞎编的呢。”

黎长钧说：“也是，那些个作家，说是文化人，屁本事没有，只会可着劲胡编乱造，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前几天，放的那啥电视剧，《封神榜》，对，就是《封神榜》，里面商纣王跟儿子一起吃饭，儿子想吃一样菜，你猜，纣王怎么说，他说：‘爸爸给你夹。’——哪儿跟哪儿呀？那个年代，有叫爸爸的吗？”

黎长钧说的这段，沈小初刚好也看过，陪妻子一起看的。商周时期有没有称呼“爸爸”的，沈小初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纣王作为一国之主，绝对不会自称为“爸爸”，自称为“本王”、“为父”、“爹爹”都成，唯独“爸爸”一词，听起来不但刺耳，还很别扭。但他不打算跟自己的顶头上司探讨这个问题，那不属于他的职责范畴，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他现在关心的是刁富贵的案子，怎么个内部处理法，这倒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如果按卖淫嫖娼论处，无非罚点钱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按强奸论处，事情的发展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形，轻则三年，重则六七年，反正，刁富贵的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