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2月16日|

即使过去五年都在这个地方工作，里奥在国家安全部总部——鲁布央卡从来都没有过自在的感觉。在这里很少有随意的聊天；所有反应都受到监视。鉴于他们的职业性质，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但在他看来，这个建筑本身也让人紧张不安，仿佛恐惧也成了设计因素之一。由于他对建筑师的设计意图一无所知，他知道自己的理论毫无意义可言。这座建筑建于革命前，在被布尔什维克秘密安全部队占领之前不过就是一个保险公司。但他发现很难相信他们竟然选择一栋比例如此失调的建筑：它既不宏伟也不敦实，既不宽敞也不狭窄，总是介于之间某种尴尬的境地。建筑外观给人戒备森严的印象：一排排窗户被塞在一起，一层一层堆上去，一直堆到顶上的那口钟为止，而那口钟就像一只晶亮的眼睛，俯视着全城。建筑四周似乎存在一条无形的界线，行人都避开这条假想的边界线，唯恐被拖了进去。逾越那条界线，不是意味着你是里面的员工，就意味着你被判有罪。在这高墙之内，不可能找到清白无辜的人。这里是犯罪装配线。也许鲁布央卡不是刻意用恐惧建筑而成，但恐惧依然处处呈现，恐惧在这座前保险公司安了家。

里奥递过自己的身份证明，这个证明不仅意味着他能够进入这座建筑，而且可以随意离开。那些没有身份证明的男男女女被领进门之后，通常就再也没见他们出来过。他们可能不是被带到劳改营，就被带到这座建筑后面位于瓦索诺夫耶夫斯基巷的另外一栋建筑，这里是国家安全部枪毙人的另一个围场，围场里地面倾斜，装有木头隔墙，以及能够将血水洗刷一净的粗大水管。里奥不清楚死刑执行的具体数量，但数量肯定很高。在这个水平上，像如何方便而迅速地清理这些尸体等实际考虑就成为一个问题。

步入主通道，里奥在想，在没有任何出去的希望以及求助无门的情况下，被带往地下室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在这里，司法系统完全被忽略。里奥听说囚犯被扔在一旁，一扔就是几个星期，而医生的作用就是研究疼痛感。他教自己要学会接受一个道理，这些事情的存在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一个原因，一个更加重大的利益。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吓唬人，恐怖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安全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什么还要有意散布关于这座建筑的谣言，颇有策略性地在地铁或有轨电车上交头接耳，仿佛他们在向人群释放某种病毒一样？恐怖气氛就这样营造出来了。恐怖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恐怖的氛围，就需要不断地有人充当牺牲品。

当然，鲁布央卡不是令人心生恐惧的唯一建筑。还有布提尔卡监狱，这里壁垒森严，环境污秽，逼仄的牢房里挤满了囚犯，犯人们在等待被押往劳动营期间在牢房里玩火柴棒。还有勒夫特沃，他们将被调查的犯人们运往这里接受审讯，尖叫声能传到几条街之外。但里奥明白，鲁布央卡在人们的心里占据特殊地位，是处理那些反苏联分子、反革命分子与间谍的地方。为什么此类囚犯会让所有人的内心都产生特殊的恐惧？尽管你很容易就可安慰自己，自己永远也不会盗窃、强奸或谋杀，但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不会成为反苏联分子、反革命分子或间谍，因为包括里奥在内，没有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知道这些罪行到底是什么。在刑法一百四十条当中，里奥只靠一条来引导自己，其中一条分项对政治犯的定义是从事推翻、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活动的人。

这句富有弹性的话如果加以延伸，可适用于任何一个人，上至高级政党官员，下至芭蕾舞者、音乐家和退休的补鞋匠。就连那些在鲁布央卡围墙内工作的人员，那些让“恐怖”这台机器维持运转的人们，他们都心知肚明，自己尽力维持的体系终有一天也会将他们呑噬。

尽管里奥已进入室内，但仍然穿着户外服装，包括一双皮手套和一件羊毛长外套。他在瑟瑟发抖。当他站立不动时，地板似乎从一侧向另一侧晃动。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足足有几秒钟。他感觉自己快要倒下来了。他在两天内什么都没吃，但一想到食物，都会觉得恶心。即便如此，他还是固执地不愿意认为自己可能生病了，他当然是受了点风寒，可能也有点疲惫，但这些很快都会过去。在服用甲基苯丙胺之后，他需要的只不过就是睡眠。他根本就不需要休一天假。更不会在今天，在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接受审讯的日子。

严格来讲，审讯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国家安全部有这样一批专家，他们除了与嫌疑犯面谈之外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在牢房之间穿梭，用一种漠不关心与自命不凡的态度从招供中断章取义。他们就像大多数员工一样，一点小事就能让他们受到激励，比如如果嫌疑犯无条件地及时签字就能为他们带来业绩奖金或奖励。里奥对他们的工作方法略知一二。他个人并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人。审讯者似乎自成一个派系，都是团队工作，通常集合起来，利用各自独特的才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嫌疑犯进行“狂轰滥炸”。残忍冷酷、能说会道、解除警备，所有这些品质都缺一不可。在工作之外，这些男女审讯者一起吃饭，一起走路，一起说三道四，一起切磋工作方法。尽管他们看起来或多或少地像其他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里奥总是一眼就能辨别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许多极端行为都限制在地下室，他们在那里可以控制像热量和光线这样的环境因素。相比之下，里奥作为调查人员，大多数工作时间都是在楼上或户外度过。他很少来到地下室，对他来说，地下室是一个他不愿直视的世界，一个他宁愿踩在脚底下的世界。

稍微等了一会儿，有人叫里奥进去。他有点摇摇晃晃地走进库兹明少校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没有一样东西是随意摆放的：所有一切都经过极其精心的布置。墙壁由装框的黑白照片装饰，其中包括一张斯大林与库兹明握手的照片，这张照片摄于领导人七十岁寿辰当天。黑白照片四周是从不同年代搜集来的各种宣传海报，里奥根据年代范围推断，库兹明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整肃运动以来就一直占据该职位，问题还不在这里。他还曾效力于情报机构。在一张海报上，一个胖嘟嘟的大白兔被关在笼子里。多吃兔肉！三个强大的红色人物拿着红色锤子砸向表情阴郁、胡子拉碴的人。打击懒惰的工人！三位笑容满面的女性朝一间工厂走去。由我们来托管你们的存款！最后一张海报中的“我们”不是指那三个笑容满面的女性，而是指国家储蓄账户。在另外一张海报当中，一名圆嘟嘟的男子穿着套装，戴着高帽，提着两个塞满钞票的袋子。资本家小丑！另外还有一些浓淡不匀的图片，内容都是关于码头、造船厂、铁路、面带微笑的工人、表情愤怒的工人以及一排排火车头，全部都是向列宁同志致敬。建设！这些海报定期轮流更换，库兹明对于炫耀自己的大量收藏颇为讲究。对于自己的藏书，库兹明同样用心。他的书架上摆放的都是恰如其分的书籍，而他自己那本《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几乎从未离开过他的书桌，正文内容从斯大林本人开始。即使废纸篓里的东西也是经过严格挑选。从级别最低的职员到高级官员，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你真正想要处理某事，你就应该学会巧妙回避，应在回家的路上谨慎地处理。

库兹明正站在窗前，俯瞰鲁布央卡广场。他身材矮胖，神情疲惫，制服紧紧裹在身上，显然小了一号。他的眼镜镜片很厚，经常从鼻梁上滑下来。简而言之，他是一个看起来很滑稽的男人，掌握生杀大权并未赋予他任何庄重感。尽管据里奥所知，库兹明不再参与审讯，但有传言说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也是个中好手，尤其喜欢用他那双肥胖的小手。现在这样看着他，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里奥坐了下来，库兹明仍然站在窗边。他喜欢看着窗外问问题，这是因为他认为，除非当事人没有意识到别人在观察自己，否则应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情绪外露这件事，这个观点也时时提醒着里奥。他现在已经非常精于此道，表面上似乎在看窗外的风景，实则是在透过玻璃的映像观察人。这个方法尽管有用，但包括里奥在内的每个人意识到自己都是观察对象时，这个事实让该方法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不管怎么说，在鲁布央卡内部，几乎所有人都保持很高的警惕性。

“祝贺你，里奥。我知道你已经抓到他了，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

里奥点点头。

“你生病了吗？”

里奥踌躇片刻，他看起来显然比想象中更加糟糕：

“没什么。也许是感冒了，但很快就会过去。”

“我猜想，我让你中止布洛德斯基的案子，去处理费奥多·安德列夫的事情，一定让你很生气。我说得没错吧？你认为费奥多的事情无关紧要，而我本来应该让你继续负责布洛德斯基的行动，对吗？”

他面带微笑，好像有什么事情逗乐了他。里奥全神贯注，感觉到潜藏着一丝危险：

“不是，上校，我没有生气。我本应立刻拘捕布洛德斯基，这都是我的错。”

“对，但你并没有立刻拘捕他。这么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让你中止间谍案件，而让你去跟一位伤心的父亲谈心，我是不是错了？这是我的问题。”

“我想到的只是自己没有立即逮捕布洛德斯基。”

“你这是在含糊其辞。我的想法非常简单：费奥多的家庭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这是国家安全部内部本身的腐败现象。你的一个手下因悲伤过度而扭曲，不明智地让自己和家人成为国家的敌人。你抓到布洛德斯基，尽管这让我很欣慰，但我认为处理费奥多的工作更加重要。”

“我明白。”

“那么我们来谈谈瓦西里·尼基京的问题。”

他的行为显然被汇报上去了，瓦西里会毫不迟疑地用这些东西来攻击他。里奥无法指望库兹明能够支持他，也无法猜测此次事件的哪个方面与他最为息息相关。

“你用枪指着他？然后你还打了他？他说你当时已经失控，他说你服用麻醉药，这些药物让你失去理性。他极力要求对你进行停职处罚。你要明白，他很心烦意乱。”

里奥完全明白：死刑在这里不是问题。

“我是高级军官，而且我下达命令。瓦西里不服从命令。如果都无视于命令，我又如何维持秩序，我们中的所有人又如何遵守命令？整个体系都将会瓦解。也许这是我的军事背景所造成的，在军事行动当中，不服从命令就是死刑。”

库兹明点点头。里奥巧妙地利用军法方针为自己作辩护：

“您说得当然没错，但瓦西里性格暴躁易怒。他其实承认的够多了，他不服从命令，这是事实。但这家人的勾结行为激怒了他，我不是宽恕他的行为，您明白吗？对于此类违法行为，我们已经拥有适当的体系，应该将他们带到这里才是。但瓦西里已受到适当斥责。至于药物——我已经二十四小时都没睡觉了，而且这些药物是这里的医生开给我的。”

“药物是我最不关心的事情。我告诉过你，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但我希望给你一句忠告。殴打军官同事会让你受到关注，大家很快就会忘掉你这么做是否有合理的理由。瓦西里一放下手枪，这件事本该就告一段落。如果你想进一步处罚他，你也应该先将他不服从命令这件事汇报给我。你完全是自作主张，这是不允许的，永远都不允许。”

库兹明离开窗边，站在里奥身旁，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我有一个新的任务交给你：审问布洛德斯基。我希望你亲自处理这件事，你也可以要求任何人——比如某个审讯专家来协助你，但我希望当他在审讯的时候，你能够在场。弄清楚这个人的真正身份至关重要，尤其你曾经还被他表面装出来的清白无辜所愚弄。”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库兹明注意到里奥的惊讶之情：

“这对你会有好处。我们应该根据一个人自己的所为来评判他，而不是根据他人为他所做的事情来评判。你有什么异议吗？”

“没有。”

里奥站起身来，拉直自己的外套：

“我马上就开始审问。”

“最后一点：我希望你和瓦西里来共同处理这件事。”

这里的牢房有三种。一种是关押牢房：呈正方形，地板上铺着稻草，空间足够三个成人男子并排躺着。每一个牢房里总是有五个犯人，这样一来就过于拥挤，以至于谁也不能动弹，谁也不能伸展，就像是人类四肢的拼图玩具。由于没有厕所，必须要腾出空间摆放一只桶，这些人不得不当着大家的面在这个桶里大小便。一旦小便漫到桶沿，看守就让囚犯把它拎到最近的下水道去，并警告一旦洒出一滴，就毙了他们。里奥听着看守们在谈论他们一路盯着晃晃悠悠的粪便和尿液时的滑稽表情，这桶晃晃悠悠的粪便和尿液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死。这显然是残暴行为，但这种暴行出于一个目的：为了获得更重大的利益。

更重大的利益，更重大的利益。

有必要重复这一点，应将它深深印刻在每一寸思想当中，让它成为自己脑海深处接受信息的用纸带。

在关押牢房之后，是不同设计的刑罚牢房。有些牢房里的冰水足有脚踝深，四面墙壁上覆盖着霉菌和黏液。五天的刑期足以让一个囚犯的身体永无恢复之日，疾病会在他的肺部永久地安家落户。还有一些逼仄狭窄的牢房，就像木头棺材一样，他们会在牢房里留一些臭虫进行繁殖，然后将囚犯脱光，让臭虫大快朵颐，直到囚犯在招供上签名。还有软木牢房，通过建筑的通风系统对里面的囚犯进行加热，直到他们的毛孔渗出血来。还有些牢房里装有钩子、铁链和电线。对于不同的囚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处罚手段。想象力是唯一的障碍，在这些处罚手段面前相形见绌。

如果想要为这些处罚手段进行辩解，其实很简单，而且理由也令人信服，只需要不停地重复“这些人都是敌人”就行了。如果里奥没有在战争期间看过同样极端的处罚手段，又该如何？的确，情况会更加糟糕。如果战争没有为他们赢得自由，又该如何呢？如果这不是同样的情况，如果这不是一场反对不同敌人的战争，尽管是内部敌人，但同样也还是敌人，又该如何？这还有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这个体系的生存才证明一切；一个黄金时代的前景才证明一切，在这个黄金时代，任何暴行都将不复存在，在这个黄金时代，人民生活富足，贫穷将成为记忆。这些惩罚手段虽不称心如意，不值得称赞，以自己工作取乐的那些军官们也令人不可思议，但里奥不是傻子。这种自我辩解的结果文雅娴熟，但其中多少夹杂着些许否定，这种否定就像一颗不消化的豆荚滞留在他的上腹部。

终于，最后一种牢房就是审讯牢房。里奥来到一间审讯牢房跟前，叛国者布洛德斯基就关押在此，钢门上留有一个小观望孔。他敲了敲门，心想会在里面发现什么。一个年纪约莫只有十七岁的男孩打开门。牢房很小，为长方形，光秃秃的水泥墙壁和水泥地面，但却灯火通明，以至于里奥进去的时候不得不眯起眼睛。天花板上吊着五个大功率的灯泡，背靠着后墙摆放着一个沙发，与惨淡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就坐在沙发上，他的手腕和脚踝上都被绳子捆绑着。年轻的军官骄傲地解释道：

“他一直闭着眼睛，一直想要睡觉。但是我，我一直打他。我向你保证，他一刻也没得到安宁。沙发起到极好的作用。他最想的就是靠着沙发，小睡一会儿。沙发很舒服，真的很柔软。我试过。但我就不让他睡觉，这就好比将食物摆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跟前，但又让他够不着。”

里奥点点头，他能够看到年轻军官由于没有得到盛赞而稍显失望。这名军官手握着他那根黑色木警棍，走到房间一角。拘谨、煞有介事、红脸颊，他看起来就像是个玩具士兵。

布洛德斯基坐在沙发边缘，背朝前弓着，眼睛半睁半闭。房间里没有椅子，里奥在沙发上坐下来，与他并排坐着。这是一个荒谬的安排。沙发的确非常柔软，里奥陷入其中，不仅欣赏起此类牢房的这种特殊折磨。但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必须得尽快工作。瓦西里随时都会来这里，里奥希望在他来之前，能够说服安纳托里配合审讯工作。

安纳托里抬头看了一下，眼睛睁开一条缝。过了一会儿，他那昏昏欲睡的脑袋才认出坐在他身边的这名男子。这就是抓住他的那个人，这也是救他一命的那个人。他表情呆滞，言语含糊，就好像服了麻醉药：

“孩子们呢？米克哈伊尔的女儿呢？她们现在在哪里？”

“她们已被安置在一个孤儿院，现在很安全。”

孤儿院——这难道是开玩笑吗，还是惩罚的一部分？不会，这个人不会开玩笑的。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你去过孤儿院吗？”

“没有。”

“如果你让她们自己待着，她们活下去的机会会更大。”

“现在国家在照顾她们。”

这时，让里奥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囚犯竟然伸过手来摸了摸他的前额，尽管他的双手还被捆绑在一起。年轻军官跳向前，举起那根木警棍，准备重击在他的膝盖上。里奥挥挥手，示意他退后，这名军官很不情愿地退后一步。

“你在发烧，你应该待在家里，你们这些人有家吗？你们都在哪里吃喝拉撒？”

这个人让里奥感到诧异，即便是现在，他还是一名医生；即便是现在，他仍然表现出不恭敬。他是有胆量的，而且粗鲁，里奥禁不住喜欢起他来。

里奥侧过身子，用外套袖子擦了擦湿黏黏的前额：

“如果你跟我老实交代，你就会免遭不必要的惩罚。我们审讯的每一个对象都希望坦白从宽。你一言不发，会有什么好处？”

“没什么好处。”

“那么你是否会把真相告诉我？”

“可以。”

“你在为谁工作？”

“安娜·乌拉迪斯拉沃夫纳，她的猫快要瞎了。还有多拉·安德列娃，她的狗不吃东西。阿卡迪·马斯洛，他的狗摔断了前腿；马提亚·拉克斯，他养了一些珍奇鸟类。”

“如果你无罪，你为什么要逃跑？”

“我逃跑是因为你们跟踪我，没有其他原因。”

“这并不合理。”

“我同意，但的确如此。你一旦被跟踪，你总会被拘捕；一旦被拘捕，你总是有罪。清白无辜的人是不会被带到这里的。”

“你和美国大使馆的哪些官员合作，你为他们提供了什么信息？”

安纳托里终于明白了。几个星期以前，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一名普通职员带着他的狗来检查，这只狗的身体被割了一道口子，受了些感染。它当然需要一点抗生素，由于一时没有抗生素，他非常仔细地清理这只狗的伤口，给伤口杀菌消毒，并留在宠物医院观察。不久之后，他就发现有个人在他家门口徘徊。那天晚上他整宿未眠，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出了差错。第二天早上就有人跟踪他去上班，然后又跟踪他回到家里。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在第四个无眠之夜之后，他决定出逃。现在，在这里终于道出了他的犯罪细节，是因为他给一个外国人的狗治病。

“我相信，你们希望我说什么，我最终都会说什么，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我——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是一名兽医。你们的记录很快就会说我是一名间谍，很快就会有我的签名和招供。你们会强迫我提供其他人的名字，然后会有更多人被逮捕，会有更多人签名，会有更多招供。但无论我最后说什么，不过都是在撒谎，因为我就是一名兽医。”

“你不是第一个声称自己无罪的犯人。”

“你真的认为我是一名间谍吗？”

“仅就从此次谈话，我就足以判定你犯有颠覆罪，你已经明确地表示出自己憎恨这个国家。”

“我不憎恨这个国家。你们才憎恨这个国家，憎恨这个国家的人民，要不你们为什么要逮捕这么多人？”

里奥开始变得焦躁。

“如果你不老实交代，你知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